1981年，考古工作者在二里头有了一个特别独特的发现——绿松石铜牌饰。尺寸并不大，长14.2厘米，宽9.8。墓主人尸骨已经完全朽烂消失，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胸口偏左的位置。四角有四个孔用来穿绳子。随后于1984，1987和1995又出土了三件。只可惜最后一件没有图像公布，又只有1984年这件日常展出。所以它便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了。
绿松石铜牌饰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绿松石铜牌饰自出土那天起，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尤其是中日两国的学者都十分热衷研究它。因为从二里头出土的各类文物来看，几乎都能找到更早的原型或者更晚的传承。唯独这件铜牌饰属于二里头最标志性的器物。
并且经过多年的广泛交流，目前发现藏于全球各地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的类似铜牌饰一共18件。加上40年来考古新发现的资料汇总，人们逐渐意识到，绿松石铜牌饰独特的不仅仅是器物本身，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优秀实证。
从左至右分别为84,87,81年出土的三件铜牌饰
为了证明这一点，要从铸造工艺、纹饰、镶嵌技术和铜牌饰器型的来源四个方面来看。
中国青铜器的源头究竟从何而来争论已久，过去主流意见认为，因为西亚比我们更早出现青铜器，所以青铜器理应是从西亚传过来的。但这个观点遇到的挑战是，从西边过来的必经之路新疆并没有发现足够早和有规模的铸铜遗址，并且即便在中国境内，5000多年前的庙底沟文化也已经出现铜器，新疆、甘肃、山西、山东、湖北等多地也都有早期青铜器的出土。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中国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可能受到一些西亚的影响，但未必是决定性和直接的。
1981年出土的铜牌饰被定为二里头二期（前1740-前1600年间），其他的均为二里头四期或更晚（前1564-前1521年间），这种长方形的铜牌饰我们在新疆哈密找到了年代相当或者更早一点的形象，区别在于哈密的铜牌饰均为镂空，上面没有镶嵌绿松石，并且穿绳子的孔洞为上下分布而不像二里头那样分布在四周。
绿松石制品在青铜容器出现以前，基本都和铜铃这种具备音乐功能的早期青铜器一起出土。目前所见的三件绿松石牌和著名的绿松石龙全都是这样的组合。绿松石从8000多年前的裴李岗就已经被看做是稀有的装饰品，6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开始把绿松石镶嵌在象牙之中进行装饰，到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绿松石已经可以被切成小方片镶嵌在骨器或者玉器之上。二里头的绿松石工艺应该直接来自于山东的龙山文化。
绿松石龙（复制品）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最重要的便是铜牌饰上的动物形象，无论学界认为这些图案属于龙、老虎还是狐狸。动物形象的神灵崇拜主要都来自长江中下游流域，尤其牌饰的眼睛作为标准的“臣”字眼，毫无疑问是受到来自湖北后石家河文化的影响。
兽面纹陶片 新砦期（早于二里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但这种影响并不是直接的，4000年前的大洪水和气候变化让整个华东沿海都受到极大的影响，良渚和后石家河文化崩溃后，人们很可能通过先北上进入山东，再向西进入中原地区，加之西边的新疆、甘肃等地因为寒冷的原因，也必须向东迁徙。各方势力最终汇集于相对宜居的郑洛盆地，带来了各自的信仰、工艺、器型以及图像。经过二里头长达200多年的整合最终融为一体，这大概就是绿松石铜牌饰被视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实证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