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特立独行的思想者，李泽厚始终没有关闭思考与对话的大门。
让哲学回到世间人际的情感中来，让哲学回到日常生活中来。《中国哲学如何登场：与刘绪源对谈》凸显思想线索与思想观点，意在以转换性创造，融中国传统、康德、马克思于一炉，使哲学从西方主流中脱身出来，走出语言，走向心理。
李泽厚先生这本耐人寻味的哲学谈话录，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是举重若轻的，常常几句话就点到要穴，尤其适合对哲学和人生意义感兴趣的年轻人阅读。
“闲愁最苦”与“何时忘却营营”
刘：那就再深入谈谈“意义”和“珍惜”的关系吧。
李：我在《历史本体论》里说过“闲愁最苦”，闲愁就是无聊，无所事事，百无聊赖。于是你就会面对虚无，也会想到生死问题，会感到死的威胁。这当然也可以解释成没事可做，闲着，但你吃喝玩乐总可以吧，所以有些后现代青年讲究穿着，奢侈度日……结果还是无聊。所以真正的问题，还在于“意义”。只有“有意味的情感”才能消灭虚无。
人活着为了什么？这是很难解决的问题。我曾说，人本身处在一个矛盾中，一方面是“何时忘却营营”，这是苏轼一句很有名的词，可能相当于海德格尔讲的非本真的世界，都不是真正的你自己，你始终牵扯在各种事件之中。“长恨此身非我有”，于是要摆脱生活，回到本真本己，因为你那些目的没什么意义，人总是要死的。另一方面，就是“闲愁最苦”，这是辛弃疾词的名句，真正摆脱了生活和世间人际，人生没有了目的，你更苦。“闲愁最苦”是“畏”，莫名的无聊走向“畏”，启示“无”；“何时忘却营营”是“烦”，是“操心”，真是“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人就处在这个矛盾中间，没法解决。当然，我是把它们中国化了。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我开玩笑说“我思故我不在”。身体是个体自己的，一切“思”（心理、意识）不管形式或内容总渗透了社会性，一切关于穿衣吃饭、求神拜佛、灵魂超脱的“思”无不如此。这就是矛盾，你能不“思”吗？
“思”总用语言，而语言便是公共的、社会的。总之，身体是个人的，生活却是社会的；脑袋是个人的，意识却是社会的。佛教最高明，因为它认为最好不要生下来，你生下来就陷入各种社会、人际关系之中，陷入生、老、病、死等生理心理的痛苦之中。你说最好不生出来也是你生出来以后才有的想法，你还得活下去。人有动物本能，真正因为活着无聊而自杀的毕竟很少。所以，“活”成了我的哲学的第一问题，也就是：如何活、为什么活、活得怎样（指心境），这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加缪说，哲学的第一问题是自杀问题，其他如范畴、第一性等都属次要。我和他的想法基本一样。所以，“闲愁最苦”与“何时忘却营营”成了人的存在状态，它既是“本真”的，又是“非本真”的。
许多宗教和主义把美妙的未来或大众的幸福作为“为什么活”的目标和动力，以解决“活的意义”。后现代反过来，把人生本无意义这一特性充分展示出来，反对一切理想、价值、意义。我以为，不能停留在后现代，也不能回到过去的宗教和主义中去。人的“我意识我活着”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原始人没有，有也不一样。“我活着”是个体的，“我意识我活着”却不可能不与他人、集体有关，这就牵涉到“情”。情的基础是“欲”，却不同于欲。这点梁漱溟说过，欲望是以个人主体为重，情感则是我与对方的关系。情是建立在关系上的，不同的关系有不同的情，这里的“情”是人所独有的“情理结构”中的“情”。由欲到情，就是由个人动物性、生理性的“欲”上升到人际关系社会性的“情”。但也只有到了这里，人才能实现自我。也只有此“情”能将个体不但从动物性的“欲”中，而且从理性的“先验自我”（“此在”）的孤独中解放出来。所以非本真就是本真，本真本己就在非本真之中。
你引用周作人，指出日常生活的可贵，我可以引几句朱熹的话来支持你：“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稀，孰识其贵。”（《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五）这个所谓“文”“味”，不纯是“欲”，也不纯是“理”，而正是对日常生活的珍惜之“情”。这确乎是中国重世间现实生活的传统，它追求非本真里的自己独特的“本真”，面对虚无而异常充实。鲁迅《野草》中便有一些将人生的空幻、虚无与充实、意义融为一体的好作品。在生命感怀中去体会那并不专属于自己的存在——那不可解知的宇宙、人生的偶然与死亡的必然。
所以，“情”到底是什么？“情者，情感，情况。”情感与情况相交叉，就是非常现实非常具体并具有客观历史性的人与万事万物相处的状态。我在《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中曾把“情”分为亲情、友情、爱情、人际关系情、乡土家园情、集体奋进情、科学艺术情，都是渗透了历史性社会性的“人”情。黑格尔讲动物只有空间没有时间，这几种情（我的划分也只是就大体而言，还未及细致梳理）就是要使人把握住历史，把握住时间，把握住过去，从而把握住自己的存在——从心理上把握住人作为历史的存在。
我在《历史本体论》里提出“七情正”，就是要使个体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等生理自然“正道”而行，使之成为实现人生意义、生活价值的最后的心理本体。与宗教不同，“情本体”把灵魂、寄托、赎救、归依，都放在这人间的七情之中，“七情”就有了内容而不只是形式了。
刘：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情本体”何以能成为“本体”了。正如你所说，“本体”指的是“最后的实在”。对于人来说，由人类和族群的历史积淀下来的“情理结构”（也即“文化—心理结构”），是最本质的“实在”，是人性的存在形式；而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说，他最后所能抓住的只有时间留下的“时间性”，即对经历的记忆，此种记忆就是“情”，这是每个个体“最后的实在”。
李：总而言之，就像我们前面讨论的，这些“情”里本身就有“理性”，就有“意义”。人活着，唯一真实的就是积淀下来的你的心理和情感。文化就是“积”，由环境、传统、教育来实现；这个文化堆积沉没在各个不同的先天（生理）后天（环境、时空、条件）的个体身上，就形成了各不相同甚至差别很大的“淀”。这种“积淀”既是人类的，又是文化的，更是个体的。所以个体和人类本来就是相通的，无法隔绝。我说的“珍惜、眷恋、感伤、了悟”，是要让人把自己的心理和情感调整到最充实最美好的状态，进而去与各种新的“情况”相交织，去更好地活。
刘：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说的“珍惜”，主要是针对情感形式，因为情感和意志一样，在没有和“情况”、现实相交织的时候，都还只是“形式”，交织以后才是有内容的情感。而“寻求意义”，已经不是一个形式问题了，那是形式和内容的交织了。
李：不搞哲学的人，不太容易理解“形式”这个概念。形式是“造形”的力量和感受，两个本体实际上是一个体，是势，是气，是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这个“势”和“气”具有物质性、力量性、潜能性而又体现为精神的和心理的。所以你说“寻求意义”，当然可以。“珍惜”的不只是过去，更是现在。过去就在现在之中，过去就在当下，当然，更包括将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岂敢不去珍惜那时时刻刻即将逝去和顷刻来临的生命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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