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腔调与多元文化
方言是与平民百姓联系最为紧密的语言形态，是不同地域文化的显著代表，它因千百年来的沉淀而囊括人们的生活传统、价值观点和行为习惯。
因此，城市电影的创作者大多会使用方言或方言色彩浓重的普通话，以真实还原剧中人耳边的语言氛围。
“老北京”阶段，方言中所包含的腔调信息总大于其言语风格中的信息，举例而言，观众通常更多地通过《骆驼祥子》中的京味腔调和标志内容辨认北京这一地域。
而较少地通过其说话风格感受人物的地域特色；“新北京”时期，方言逐渐渗透至剧作层面，“京腔”不再是单纯的“腔调”，而成为了一种特定的语言风格。
以影片《顽主》为例。《顽主》改编自作家王朔的同名小说。
影片中，三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合办了一家“替人排忧、替人解难、替人受过”的三T（替）公司，他们以满不在乎的态度应对一切繁杂琐事，在日常的调侃和讽刺间试图为群众排忧解难。
比起上一阶段，《顽主》中的主角无时无刻不在话语间流露着老北京人慵懒、嘴贫、大气、幽默的性格特征。
面对长辈的规劝，他们笑言“我们没什么烦恼，从来不看书也就不烦恼了”。
虽然语言颇具荒诞幽默风格，但《顽主》所呈现的城市空间却十分真实。
八十年代的北京高楼林立、人潮汹涌，空气中充斥的噪音一面反映着城市的飞速发展，一面也反衬出城中人内心的烦躁迷茫。
可以说，顽主们以独特的“侃谈”方式对当下生活进行着强有力的反叛，在张口闭口引人发笑的同时，他们也如实道出了现实中的无奈荒谬。
同样的戏谑调侃也在冯小刚的“冯氏贺岁片”中大量出现。
上世纪末期，冯小刚用《甲方乙方》、《手机》等喜剧作品为观众带来温情抚慰。
演员葛优在片中塑造的一系列“北京爷”形象令人印象颇深，满嘴的俏皮话和超脱圆滑的腔调是他们的京味特质，言语间穿插的流行词汇又辅助了特定时代语境的形成。
渐渐的，无论形容性格特征还是处事态度，这种颇具魅力的“北京爷”风格都成为了京城的标志象征。
除了本地腔调的风格显现，“新北京”时期的城市电影还逐渐呈现出另外一个特质——语言种类的增加。
身处八、九十年代转型期的，由于城乡之间迅速拉开的贫富差距，大量农村人口选择离开熟悉的乡土社会，以建筑工人、清洁工、小商贩等多种职业身份涌入城市；
另一方面，在户籍等制度的改革之下，部分知识分子也因求学、工作等缘由背井离乡、来到大城市为改善生活而打拼。
作为国家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北京成为这些外来者的首选，于是，通过剧中人的耳朵，观众的听感为越来越多的方言种类所笼罩。
其中，“老北京”阶段有75%的作品全片使用普通话，17%出现北京话，而包含了其他地区方言的作品仅占8%；
“新北京”阶段，将北京话作为主要对话语言的影片比例上升至39%，方言元素占比也增加10%；
当代阶段，随着大量“北漂”涌入京城，其他方言的出现频率大幅增加，可相较而言，京味腔调的占比却有所下降。
这一方面是由于普通话的普及让新时代的北京人本身就更少讲述方言，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部分商业属性较强的城市电影选择放弃了其颇具特色的京味语境。
但是，抛开以上两点，京城语言环境愈发复杂的特点，在此般的人员流动之中，北京城已经由“老北京人”的传统老城，慢慢转变为“大家的”现代之城。
与此同时，他国文化的入侵也让外国语言在京城中的占比不断增大。
从《二子开店》、《混在北京》等片中的单纯聆听和拙略模仿，到现代都市电影主角夹杂多国语言的日常表述。
北京城市居民耳边的语言元素越来越多，北京城也因此更显示出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化特质。
语言符号及时代意义
除言语腔调外，电影中的语言还涉及到其他诸多方面。
语言将我们的所见所闻概念化，它赋予行为意义，将人类意识转变为切实可感的符号体系，人们因此得以通过语言传递观念和行为习惯，而电影作品对于这部分语言的记录也使得语言自身携带的文化性被永久留存。
千百年来，大部分人类思维文化都由语言承载。
例如，新老时期的北京城市电影中，随处可见的街头叫卖就逐渐演变为一种京味文化的象征，在一些民俗专家看来，它们直接折射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时代特质，是最能代表北京民间文化的声音。
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叫卖声已经被电影人视为重要的环境音响，它首先在影片中起到点明时代、确定地域的作用。
《骆驼祥子》中穿插于喧嚣市集的鸡毛掸子、《城南旧事》里走街串巷的落花生和蜂窝煤等，都借特点鲜明的叫卖声唤醒观众的时代记忆。
改革开放后，售卖方式的转变使商贩很少再奔波于胡同之间。
因此，“老北京”时期丰富的叫卖声在“新北京”阶段几乎消失殆尽，而在当代阶段的代表作品中，这一时代烙印更是鲜有出现。
如果说这些零碎的街头吆喝从细节之处反应出北京的市井文化，那么集体性的群众呼喊则更是一种特殊的听觉符号。
著名学者福柯曾言“话语即权力”，作为电影视听手段之一的电影声音自然也可以成为权力的工具，在诞生至今的北京城市作品中。
战乱年代的冲锋口号、建国初期的革命呼喊、文革时期的动荡宣传……太多饱含时代性的权力话语都由电影中的语言和音响负载。
由于北京不可撼动的重要政治地位，这座老城中的意识形态远比其他城市明显。
十七年时期，《青春之歌》、《停战以后》等片就真实还原了游行中人民群众的欢呼呐喊，而之后，《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播音员字正腔圆的革命报道、《蓝风筝》中群众声嘶力竭的批判等又完成了对北京这一权力空间的时代指认。
七十年代末期，城市电影中的生活气息渐浓，剧中人物脱口而出的新式语言明显更加轻松自在、幽默诙谐。
此时，具有时代意义的语言符号不再是整齐划一的革命口号，而是以更加零碎、更加无处不在的形式从各个方面融入进群众的生活。
《混在北京》中，各家各户收音机里的口播广告象征着商品经济的到来；《民警故事》中，警察们嘴中反复诵读的政策方针刻画出新时期的政治要求；
《大撒把》中，日料店里混杂着英、日语的点菜交流代表着京城所受到的国际化影响，除此之外，城市人英语水平从尴尬到流利的进步、电视中外语片从译制配音到原声播放的转变等。
这些语言设置背后所承载的时代变迁和文化进步都意味深远，它们从日常生活的细微处出发，反复审视着京城在空间、经济、文化等方面为市民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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