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延，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社会》、《社会学评论》等学术期刊审稿人。
【正文】
悠闲：一个美好而残酷的误会
在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之后，我面对下面两个问题经常欲言又止、愁苦万分。
第一个问题：你们大学老师是不是特别轻松啊？不用坐班，上完课就走，时间都是自己的，真让人羡慕。
第二个问题：你们大学老师上课是不是也很轻松啊？因为高校和高中不一样，没有高考的压力，大学生的学习就那么回事。
这两个问题，其实是社会大众美好而残酷的误会。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从表面上看，大学老师确实不用坐班，到学校上完课就可以回家了，一个高校老师一个学期多则四五门课，少则一两门课，甚至可以一学期都没有课。这样的工作，相比于动辄“996”，甚至“007”的困在系统里的打工一族来说，简直就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堂。但是我们先来看看下面这则新闻。
2021年6月7日下午，东部某高校的一名教师持刀杀害了所在学院的党委书记。这件事在网络上引发了大量讨论，很多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报道与分析，同时引发了对当下高校“非升即走”制度的广泛热议。所谓非升即走，是当下部分国内高校的一种绩效制度与职称人事制度。一个博士（或者博士后）在其毕业或者出站后进入高校成为一名“青椒”（青年教师）之日起，头上便悬着一柄名为“非升即走”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合同约定的年限之内，除了完成一定的教学任务，还要发表若干篇学术论文，并要成为国家级或者省部级研究课题的主持人。不仅如此，“青椒”往往还要担任班主任，甚至有的高校会要求新入职的教师承担半年到一年的行政工作。只有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这些KPI，达到所在单位副教授职称的要求，才能继续在原单位工作，并且升职为副教授。如果达不到，那么只能自行离职，另寻出路。一些媒体披露，上述新闻中出现的悲剧，就和非升即走带给教师的强大压力有关。所以，悠闲是对高校教师这个职业的最大误解。这个群体看上去不用坐班，但是永远在工作状态，因为在当今的大学体制中，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怎样能发论文，怎样可以完成KPI。
第二个问题认为大学老师上课看上去很轻松，反正学生也很自由，上课就那么回事。要明白为什么这个问题也是误会，我们不妨来做一次“知识考古”。如今，“内卷”“卷王”“太卷了”已经成为流行语，那么，大家知道“内卷”这个原本是学术概念的词语是如何成为流行语的吗？大概在2021年，一张某知名高校学生边骑车边用笔记本电脑做PPT（演示文稿）的照片霸屏朋友圈，也由此将“内卷”这个学术概念引入大众视野，“卷王”一词也应运而生。学习刻苦到如此程度，难道不是好事吗？实际上，一张照片所引发的互联网现象，并非针对刻苦学习本身，也非针对照片中的主人公，而是在喟叹“学习的本质”这一“哲学问题”。实际上，由于就业压力日趋增大，在高等教育中“拼绩点”“拼奖项”，进而“拼简历”的情况非常普遍。不仅如此，还有大量的学生涌入考研队伍，2022年的考研人数达到了457万，“上岸率”不到25%。以上种种，都在客观上促进了“卷王”的诞生。
或许你会说，大学不再轻松，不再放水，竞争严格，从而倒逼学生刻苦学习，这不是一件好事吗？这个想法过于简单了。试想一下，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后进入了大学，又往往根据“哪个专业更好找工作”的“有用性”判断并选择了一个专业，在进入大学后，突然发现自己并不喜欢这个专业。于是，大学的专业教育和儿童时期的各种“兴趣教育”有了诸多类似之处，它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都距离兴趣越来越远，所有学习的内容和动力，都来自对有用性的执念与对概率论的无意识痴迷。如果说“学习”两个字的本质属性是对基于兴趣而产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的满足，那么“人人皆卷王”的大学生已经变成了为绩点而竞争的“工具人”，而学术的本质属性是回应真正的学术问题，也已经异化成了围绕发表量和各种课题立项而展开的“鱿鱼游戏”。我们可以用“功利”“效用”等各种大家可以想到的词语作为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但是在我看来，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需要被揭示，那就是如今的高校乃至教育行业，已经越发具有来料加工行业的特征。
加工：一个吊诡而残忍的现实
教育和来料加工行业，一个是脑力劳动，一个是体力劳动，这两个看上去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怎么会具有共同特征呢？我们不妨来还原一下一个大学生的“校园生命史”：一个学生进入高校，首先会拿到一个叫作“培养方案”的东西，这里面规定了上多少门课，其中包括多少门必修课、多少门选修课、多少门实践课，再完成其他诸如军训、实习、志愿服务、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等的考核要求，就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毕业生，拿到毕业证与学位证，进而把自己放在就业市场中去寻找工作机会。
如果一个学生在培养方案这个复杂而精确的系统中高质量地完成了所有环节上的任务，并且排在前3%或者前5%，那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学生无论是在找工作还是继续深造的过程中，都处在一个比他人更有优势的位置上，换句话说，就是有更大的概率遇到日渐稀缺的“机会”。学生如此，高校教师的状态呢？他们从签订工作合同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知道在未来的一个聘期里需要上多少门课，拿到多少课题，发多少论文，写多少专著，承担多少课外实践工作和行政工作。简单来说，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面临着一场旷日持久的“数字竞赛”，而那些数字背后的实质意义却渐渐地没人关注。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不妨把审视这个问题的镜头再加长一些。对现在的高校来说，有两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一是高考后的招生环节，二是每年的招聘环节。高考后的招生环节近年来越来越白热化，因为衡量一所学校的重要指标就是优秀生源率。为什么要抢优秀生源呢？这就好比工厂希望找到好的原料，如果招生是整个生产链条的开端，那么毕业则是该链条的末端。在如今的高校评价体系中，“毕业生质量”是一个重要的测评维度，这里面又有几重标准，比如就业率的高低、毕业生若干年内的薪酬、是否有杰出校友、用人单位的反馈评价。
如果用还原论的思维来看待上述社会事实，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来料加工行业的特征：在生产开端要抢到最好的原料，因为有好的原料就有更大的概率出产更优质的产品，自然也就可以有更大的销路与市场（就业率）。那么，如何能够让这些优质的“原料”在整个过程中“物尽其用”呢？那就是设计一整套精细化的管理（激励）机制，这套机制使每个“原料”都相信，只要高质量地完成其中的每个环节，自己就可以成为“合格品”，甚至是“优质品”，从而有更大的概率找到自己的“买家”。
实际上，上述来料加工的逻辑亦是我们理解高校“抢师资大战”的底层逻辑。在高校间、学科间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高校教师群体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原料”：招聘时的“985”“211”“双一流”这些标签，或者是海外名校博士等门槛，以及琳琅满目的课题要求与奖励要求，本质上都是在给“原料”做分类式明码标价。与学生不同，这些“原料”的最终“成品形态”并不是毕业，而是能否完成工作合同中的诸多要求，达到那些要求的“原料”，就意味着已经变成了“合格产品”，如果超额完成，那么就是“优质产品”，但如果你不幸没有完成，那就会很容易被系统识别为某种“不合格品”。在整个过程中，还会有多种考核、培训和激励机制来防止“躺平”，以实现“品控”。
高校为什么会具有这种来料加工的特质呢？这种特质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和非意图后果呢？
系统：一个非意图后果的现场
关于上述现象的成因，我们很容易给出表面化的解释，比如整个社会的功利化取向在教育系统内的延伸。诚然，我们无法说这种解释错了，但是，上述现象是复杂的现代社会的一部分，单纯用“功利化”取向解释有点儿片面。实际上，这和整个现代社会的特质有着密切关联。
现代社会有着怎样的特征呢？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将人类的行动分为两种，一种是工具理性行动，一种是价值理性行动。前者是指以明确的有用性为目的，被个体做理性计算后得出的最符合成本/收益原则的行动，后者则是指由于坚定地相信某一行动所具有的价值属性而采取的不计成本的行动，它超越了单纯“效用”的逻辑。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学生在盲目选择“热门而有用”的专业并学习一段时间后，发现自己对它毫无兴趣，很希望转到另一个自己很感兴趣但很冷门的专业中去，他敢于做出这样的抉择吗？同样地，一个学者是否可以只为了自己关心的学术问题而做研究、写文章，而不考虑KPI考评和发表文章的数量呢？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追问某个体的行动选择是否功利化，而是要去探求整个大学制度所呈现的“制度倾向”背后的逻辑。
另一位社会学的奠基人、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曾经写了一本名为《社会分工论》的书。简单来说，人类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整个社会领域的职业分化愈加细密，社会分工系统愈加复杂，职业门类日益多样。在此基础上，整个社会对专业化的要求日益凸显。涂尔干将这种基于职业分工形成的人与人组成社会的联结方式称为“有机团结”。在一个“有机团结”的社会中，人类不仅依靠职业来满足自己的基本生计，同时也依靠职业来安顿自我的生命。是否有一技之长、是否有“吃饭的手艺”成为现代人重要的焦虑来源。由此，现代的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古典时期的大学和学院培养人的德性、善良和品格的教育目标，而把能否培养出有专业技能的人才渐渐变成了教育的核心命题。不仅如此，大学中的学术研究也经常被这种“有用性”的衡量裹挟。
不仅如此，不论是公办高校还是私立高校，都需要一定的资源，在公办高校系统内，“就业率”“学术研究成果的转化率”就成了高校争夺资源的重要评判标准，而在私立高校系统内，这两个指标又会成为吸引乃至制造资源的重要标志。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高校具有的来料加工行业特质的社会基础了。
讲到这里，我们还忽略的一个问题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对现代人的平等性的承诺。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承诺实际上只是一种机会平等意义上的承诺，因为每个人都有着自己在出生时无法决定的先赋性差异—有的人天生聪明，有的人生来愚钝，有的人出生在商界精英的家庭，有的人则出生在社会底层。现代社会为了弥合这种天然的先赋性差异，往往会高度重视教育，因为教育往往被认为是弥合出身不平等的重要机制。在这样的情况下，当越来越多的人尝试通过教育来改变命运时，教育系统内的“内卷”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而这种内卷还是以“有用性”作为重要导向的。
一个具有来料加工行业特征的高校系统，也就在一系列非意图后果的综合作用下，披着光鲜亮丽的外衣，堂而皇之地诞生了。
异化：一个时代和命运的课题
卡尔·马克思曾经提出了一个极具洞察力的概念，叫作“人的异化”。套用马克思的说法，我们会发现，现代社会中的教育系统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异化。学生追求绩点及其所带来的概率，学者追求发表及其所带来的升迁，学校追求数值及其所带来的资源，在很大程度上，这个环节中的每个人都被异化了。
实际上，这种现象恐怕不仅停留在高校，也不局限于教育领域，而是一个几乎在大多数行业领域内都可以见到的普遍趋势。人被异化成了“物”，究其本质，这意味着对现代社会中的教育系统而言，“人才”是比“人”更具有优先级的存在。大家不妨去想一个问题：对大学教育来说，究竟是培养“人”更重要，还是培养“人才”更重要？
人才是强调人作为系统零件的有用性的存在，人则是作为“高级动物”的整全性的存在。前者并不难理解，难以理解的是后者，也就是人的整全性。所谓整全性，是指人本身的道德、价值、情感、理念、兴趣，也指一个人作为社会性动物所具有的理解他人、与他人相处、与自己和解的能力，还包括健康地理解成功、合宜地接纳失败的品性，而这些恰恰不是可以通过竞争性的考试和选拔机制实现的。
然而，这个围绕人才设计和运行的现代教育系统，却在最大限度上默默鼓励着人对单纯有用性的追求。实际上，这是现代社会的最吊诡之处。现代文明的现实基础来源于技术革命之后的工业化进程，而工业化的核心特征则是标准化、流程化、可测量化、批量生产能力与效率最大化。工业化逻辑具有极强的可复制性，因为它最大限度地迎合了人类趋利避害、追求成本/收益的理性人本性。但我们不妨想一下，这种工业逻辑的跨领域扩张会有什么问题？
我们都知道，一个工业产品如果不合格，我们一定可以倒追得知究竟是哪个生产环节出了问题。但是教育行业可以按照这样的逻辑进行倒追吗？如果将教育看作生产人才的一套流程，那么一个人犯了法、被判了刑，我们可以进行倒追吗？他犯法是因为大学、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的某门课没有上好吗？我们会发现，作为产品而存在的毕业生，是无法在这个意义上被精准还原的。因为人终究不是物，也不是没有情感、没有性格的学习机器或者工作机器。失去了对自己所学的专业和所从事的工作的兴趣，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很容易将生活演变成一场“表演学习”及“表演科研”的竞逐游戏。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结尾喟叹：“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韦伯的喟叹并不是具体针对某个人所展开的批判，这里所说的“专家”，实际上是对每个现代人的隐喻，这里所说的“没有灵魂”，是指人之为人的整全性被不断蚕食，越发只剩下有用性的单一面向。韦伯所讲的，是对现代文明即将陷入“工具理性的铁笼”做出的时代预言。
现代大学正在缓慢走向死亡吗？面对这个问题，我其实并没有答案，我只是觉得，在韦伯去世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面对着他所提出的命题。
如何让教育走出来料加工行业？这是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但找回人的整全性，恐怕是现代人必须勇敢迈出的一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