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九月二十五，是我村过庙会的日子。每当这一天，我都会想起我的母亲——一个中等个子，身材瘦削，身穿掩襟浅蓝褂子的中年妇女——这是她留在我记忆里清晰而又模糊的印象。因为四十六年前的庙会那天，正是我母亲下葬的日子，而那天中午天阴沉沉的，偏偏有外宾通过大街去赵州桥参观，大队部通知我家管事的推迟一小时出殡。天大的家事跟国际影响相比，那毕竟还是小事，我们族人都是深明大义的人。
我家姊妹五个，我居中，上有两个姐姐，下有兄弟妹妹。据大姐讲，我还有两个哥哥，出生后先后都未出一个月夭折。因此当我降生以后，父母如履薄冰、战战兢兢般百般呵护，生怕我重蹈两个未活过满月的两个哥哥的覆辙。
我出生在xx年的十月，正是“大跃进”之后，国家连续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又是中苏关系进入冰点，国家咬着牙偿还巨额外债，普通老百姓饿殍遍野，没有粮食“瓜菜代”的时候。我小时候面黄肌瘦，人送外号“干柴棍儿”，大概与我出生的那个年代不无关系吧。
因为营养不良，所以就多灾多病。小时候母亲讲，我病得最严重的一次，是父亲用筷子撬开我的嘴巴，把汤药强灌进去才活过来，捡回一条小命的。大姐告诉我，小时候母亲最疼爱我了，在贫困的家庭中可以说要星星不给月亮。家里唯一一样像样的家具——一对平盖柜镶着的铜饰（我不曾谋面的奶奶的陪嫁，后分给父亲）就是母亲用菜刀撬下来，卖给收费品的，用忍痛卖出的钱全给我买烧饼吃了。
母亲是个要强的人。为了撑起我们这个家，她像一盏油灯一样，耗尽了自己最后一滴油。白天她烧火做饭，到生产队干活；晚上她把所有的家务集中处理，常常是通宵达旦。清楚地记着，小时候我一觉醒来，跳下土炕往尿盆撒尿，母亲还在一盏昏黄的煤油灯下，摇着纺车，吱吱地纺着棉花。她一个胳膊一抽一拽，一个胳膊成千上万次画着圆圈儿摇动纺车的背影，成为我儿时定格的画面。那时候村里供销社卖的机织布，村里人还习惯上称洋布，像我们这样的人家是绝对不敢奢望的。我们的衣服从上到下统统都是母亲亲手纺线、出钱染色、裁剪、缝制的家织布。尽管样子不怎么美观，但我们从没有掀皮露肉、捉襟见肘过。连他最疼爱的儿子衣服，有很多都是两个姐姐的旧衣裳改造而成的。
母亲还是一个善良的人。记得小时候，村子里时不时有宁晋、巨鹿一带逃难过来的饥民。每当吃饭时，他们就身穿破衣烂衫，斜靠在你家街门的门框上，用微弱的声音说着：“大婶儿，大伯，可怜可怜我们，给点吃的吧。”这时母亲总要命令我们姊妹当中的一个，拿半块窝头或半碗稀饭送给那些比我们还要困难的人。
母亲更是一个勤劳的人。我们村毗邻一空军机场，里面长满了叫得出名还有叫不出名的毛草。那时候家家都有猪圈，粪坑都比较大，用来沤粪。个把月过去了，鸡刨猪踩水泡，由黄变黑，成为名副其实的农家肥，再用粪叉把它起上来，码成比较方正的一堆，叫生产小队记工员拿尺子量一量长宽高，算出体积大小，然后计入工分。尽管那个时候一个整劳力，干一天才挣十个工分，年底分红的时候，十个工分才四五毛钱，而一圈粪五十几个公分，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于是村民们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飞机场偷割毛草用来沤粪。父亲胆小怕事，很少晚上行动，而母亲和大姐是这支“夜袭机场”里的常客。他们把人力车停在村边，用绳子把割下的草一捆捆扛来，等人力车装满了，拉回家倒进猪圈里，赶紧填土掩埋。因为一旦被空军警卫排捉住就会送到大队部，在大喇叭里上纲上线点名批评。因为割草不伤草根，警卫排很少行动。早晨洗脸时，我常常看到母亲露出的脖子里一道道鲜红的血印。
常年的操劳和营养不良，给母亲的身体带来沉重的打击。小时候放学回来，经常可以看到母亲一只手捂着肚子，一只手拉着风箱给全家做饭的情景。但那时候还不懂得疼爱母亲，做完有限的课外作业，就急着呼朋引伴背起背篓，带上镰刀到村外打猪草。每次出门前，母亲都要掰块窝头，再往窝头顶头倒点熟油，撒点咸盐，我就一蹦一跳跑出去割草，然后在村外的沟沟坎坎，“设伏打仗”去了。哪里知道一场灭顶之灾正悄悄向母亲逼近。
那是19xx年初，母亲的身体日渐消瘦，已经不能下地干活了。那时小道消息从省城有亲戚的人家传来，说是“林副主席”在蒙古从飞机上摔下来烧死了。这消息可把母亲吓坏了，她悄悄告诉我万一学校有什么大事发生，就赶紧往家跑。我那时才十二三岁，就谨记母亲的教诲，一边在教室上课，一边支棱着耳朵搜寻着“风吹草动”。但母亲所担心的一切都没有发生，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活动在全国上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母亲常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