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写下篇《立春桃花渐次开》，正好是新岁立春的当天，却是旧年岁末的腊月。于是迟滞了几天，买了张“春运”回家的车票，回我湖南的乡下过年。我在文章中说：今年立春早，不定过完年出来，就能看到春后的桃花开了。
恰好，今年在家停留的日子长些，出来时已是元宵的前一天。我没敢在家奢侈的过完元宵，眼望着村子里一批批陆续离开家乡的人们，我来不及犹疑，便也相跟着离开了家来到广州。正好，离开家时，桃花已开放了三两枝，也算是了却了我文中的祈愿。心自欣慰！
这些年一直在外面，离开家已经二十年，虽然间或时也会回家过年，但呆在家的日子很有限。（过）年前（春）节后的，停留在家的日子也就不过十天八天。于是对城市的变化看到的越来越多，而对家乡的事物了解的却越来越少。
这次回家，距离上一次已经过去了两年，于是权当理由，便让自己在家多停留了几天。与乡邻乡亲们相处的时间长了，听到的看到的也就多些。
年前回家，才进村口时，就听到头上有喇叭在叫。于是一抬头，就看到村前的电线杆子上，前后分挂着两个喇叭。这情景可是好些年没见了，具体些说，应该是集体时才有过的场面。于是想起集体时，四叔家门上挂着的木匣子广播。四叔是队长，每天早晚或中午，四叔家门上的木匣子广播里便会传出歌声或播音声，或者县上或公社传达的通知。还有，每天早上准时播报的广播体操的喊操声。我那时正上小学。小时候好奇，有一次趁四叔出工没回来，我偷偷的抽了条凳子爬上去，取下木匣子，把木匣子里面喇叭上的磁铁取了下来。然后拿了磁铁去吸灶堂里土灰堆的铁矿石碴子。但不久，广播便修好了，也没人去追究广播里的磁铁是怎么丢的。再不久，那拉拽着广播线的电线杆子便一根根被扒了，于是再没有听到广播的声音。
当然，比起当年那木匣子广播，这喇叭要先进得多，挂在露天的高压线电杆柱上不怕雨淋，声音也比之前的木匣子广播响亮得多，更不怕谁家的孩子顽皮了爬上电线杆子去取了那喇叭里的磁铁。
有乡邻告诉我，说这喇叭是去年时供电站的人挂上电线杆子的。开始时，有房屋离得近的村民们嫌吵，但后来就觉得多了份热闹和喜庆，并适时能了解些山外的信息。我听了就在心里头念叨：怪不得呢，早年回来时还没见的！
我正念叨，喇叭里却说出些过年的喜庆话儿。我于是觉得，这沉寂了数十年的村落，仿佛又有了新的活力与生气，仿佛又有了种久违的亲切与亲近。
我心里头想，当今的城市，已发展到一定阶段了，经济的发展，是该向农村推进了。
我自知这些年一直在城市奔波，对乡下的事知之甚少。于是每听说一事，心底里总难免会一阵涌动。尽管一些事曾经熟悉而并不陌生。有些事仿佛旧事重提，却又仿佛更添了新意。
与乡邻们闲聊时，说到当年的村卫生室和赤脚医生，说到我们孩提时一起走读并留下过童年记忆的村民办小学。似是留恋，又似回味。
当年的赤脚医生，早把诊所开到镇上去了，离村将近二十里。当年的村民办小学，我自从上了初中以后，便再没有去看过。全村十多个自然村，村小学在村中心的位置，离家也有近两里。后来听说，村里的孩子，都上镇上、或者以前的乡上去上小学了。后来就听说，学校被拆建了。我向乡邻们打听，问当年那学校的旧址是否还在，是否被人翻耕成耕地？乡邻们告诉我，说那旧址还在，年前已经批建，正准备重新修建村小学。乡邻们还我告诉我，说当年那村卫生室也恢复了，政府扶持，卫生员是当年那赤脚医生的儿子媳妇，医校毕业。我听了似乎并不诧异，想起当年最后一次去看赤脚医生（其实那时也早已不再叫赤脚医生）时，正是我新婚后不久，媳妇半夜突发急性肠炎，痛得直叫，我于是背着媳妇去找的村医。
一切似乎都在变。有些似乎只是恢复，但也存在它恢复的必要。
我以我数十年远离的陌生，一点点触摸我乡下的变化。我来不及感喟和慨叹。
正闲聊时，有乡邻走过来，冒出一句，说：“现在的麻雀，好像没以前的麻雀个儿大。”
我这回听了，不由地感到一种讶异，我瞪大了眼睛问：“又有了麻雀了么？”
乡邻点点头，说：“是。”
我怕乡邻弄错，于是又补充一句：“你说的是麻雀，不是山雀，是家雀儿？”家乡有两种雀，一种是山雀，个小，只在山林里刺丛或草木间跳来跳去。一种是麻雀，又称作家雀，个稍大，常在房前屋后的树枝上栖息，尤喜在土屋瓦檐下的房粱砖缝里作窝。家雀（麻雀）食稻谷，山雀不食。但那一年，几乎一夜之间，麻雀忽然从我们那儿绝迹。这事谁都知道，但谁也不明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