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中国供图
如今，我们可以从安妮·埃尔诺平和与坚韧的语言中感觉到，曾一度在悠悠岁月中感到格格不入的她，已经在许多“共同记忆”的分享与共鸣中，同她的读者一起“诗意地栖居”下来了。
——————————
究竟从哪个瞬间开始，我们才发现自己与父母之间隔了一层“厚障壁”呢？读过安妮·埃尔诺极度平实的文字，会突然想到这个问题。于是心底渐次泛起波澜，带我们追溯往昔。是在那些时候吗？自那次起，父母开始拒绝自己的建议，不愿意“跟上时代”，只想过“循规蹈矩”的日子；那段时间，父亲其实得了难以启齿的疾病，面对自己的追问却一味地沉默不言；不经意间，母亲说话似乎有点不利索了，很多小事转眼就忘，让人忍不住生气、心疼、无奈……
在《一个男人的位置》《一个女人的故事》这两部自传性质作品中，安妮·埃尔诺如同摄影师般准确定格、真实讲述了父母的相继过世，又调动她那“临床医生般的敏锐”和意志力，凭借旧杂物、旧相片不断追寻着记忆的原点。埃尔诺在书中坦言想要“揭示一个生命的意义结构”“要在我母亲身上寻找一个真理”，既是以死亡为起点对双亲的追忆，其实也是要重温自己的面貌、重塑逝去的生命。
诞生于1940年的埃尔诺可谓生于战火纷乱、成长于和平重建。她用一双懵懂无知的眼睛默默见证过整个时代、国家、社会历经战争与和平、狂躁与宁静、严肃与戏谑，却无法融入自己族群在战争年代的“集体记忆”。
对于埃尔诺的长辈而言，战争曾代表切肤之痛、命如草芥；战火平息后，战争却又摇身变为时髦的谈资，屡屡被摆上餐桌，供人反复咀嚼，这让年幼的孩子感到不快。埃尔诺曾写道，父亲和朋友会围聚在餐桌前“一直待到下午，谈论战争，谈论父母，在空空的杯盘之间传递着照片”，或许正是从那时起，埃尔诺便逐渐认识到自己所受的教育和形成的价值观，开始令她和家人、族群、生活环境格格不入，有了“叛离”之心。
从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年轻的埃尔诺对于长辈高谈阔论战争的做法并不认可，或许还在潜意识里认为是关于战争的“记忆区隔”分裂着她和她的双亲。然而，随着埃尔诺的自我认知与社交圈子逐步围立起来，她发觉自己也与自己回忆中的那个“女孩”不再熟悉——似乎是不由自主地，埃尔诺开始频繁出入各种小资场所，“人们会首先问我的品位……我明白我已经踏入另一个世界”。
一面是家庭生存几十年的贫穷、粗犷、压抑的“地底层”，另一面是有教养、富足且轻佻的“小布尔乔亚阶层”，埃尔诺的思想在这“两个世界”的撕扯徘徊。她逐渐发现，不仅是父母一代在探讨对战争的“集体记忆”时刻意遗忘了自己，她也在小资产阶级的耳濡目染下主动放弃了许多隶属过去的生活观念与方式。由此，埃尔诺感叹“与语言有关的一切都是怨恨和痛苦争吵的缘由”，遗憾自己再也无法和父母亲昵交流、达成理解。或许并非家庭和族群“弃她而去”，她其实也在时代发展下亦步亦趋，决然地离开了父母长辈所安然栖居的过去年代，这种“分道扬镳”近乎是时代更迭的必然结果。
事实上，从战争到和平、再到发展繁荣，随着“时代重音”的交替更迭，一代代人的思想观念难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区隔乃至背离。尤其是在埃尔诺成长生活的法国，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之间一直以来的矛盾纠葛，更带给埃尔诺独特的时代体悟。其实放眼当下，这种纠葛又何尝不是许多现代人内心矛盾的缩影？身处繁华城市的一隅，我们时常在各种压力之下感到空间逼仄、孤立无援，找不到心灵伴侣，万望回到记忆中家庭温暖的怀抱；然而当我们真正回到童年热土时，才发现身虽至、心不再，幼时对于父母的纯粹依恋如今已然夹杂着难以撇清的复杂情绪。
从字句之间可以发现，埃尔诺对家庭似乎怀着一种“爱、羞耻和鄙视”的混合情感，她在几部作品中屡次提到，曾经英俊潇洒、意气风发的父亲如今会因为跟不上潮流而恐惧怯懦，却又坚决拒绝一切改变；曾经踏实能干、富有生活经验的母亲罹患阿尔茨海默病，如流沙般遗忘了自己的智慧和坚定；而那个一度疯狂、嫉妒、狂爱过的年轻少女，现在也显得陌生，仿佛只是“他者”而非自己……一切逝去的经历都只剩下老照片为证，而如今的自己却只能进行客观描摹、无法再感同身受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可能正是埃尔诺擅长使用无人称叙事、中性化写作和碎片拼贴等后现代叙事策略的重要一环。
回忆往昔的“悠悠岁月”，埃尔诺或许正是从这种“花非花、雾非雾”的朦胧感中才敏锐察觉到，在“加速时代”中成长的一代人中，或许有许多人都是来自“父母时代”的“思想叛离者”，都失去了来自家人和族群的时代归属。因此，她必须挑破迷雾，告诉他们其实并不孤独。或许可以说，埃尔诺几乎是以一种母性的关怀，越发笃定“书写是为了替自己的族群雪耻”，自己的文字应当是“介于家庭与社会之间的，神话与历史之间的事情”。
正因如此，埃尔诺虽然只写“私人故事”，却也同时善于将之升华为“群体记忆”，在平淡至微之处写出多数人的记忆痕迹。尤其是她的“无人称自传”作品《悠悠岁月》，整本书如同一本老式相片集，她作为摄影师按下“快门”，连续“抓拍”了“某个人”六十余年的成长历程和时代变迁，这“某个人”可以是你我当中的任何一位——我们时常可以从书中窥见一部分自己，却又不会感到自己的内心隐秘被全然揭开。有读者感叹，埃尔诺“看似私人化的故事里释放出了史诗般强大的普遍性”，几十年过去，我们仍然可以从埃尔诺“快门”式的“文字抓拍”中体会青春、莽撞、愤怒、羞耻、成熟、衰老和无奈，这些特征都让埃尔诺的作品具有了“社会自传”的强烈现实感。
某种意义上讲，安妮·埃尔诺并非“侦探型”作家，她无意侦破某个特殊群体内心深处的晦暗幽深，她更像一位“探索型”作家，善于引发共鸣和回声来锚定自己的时代位置，她带领读者向时光深处探索，用手术刀般简洁精炼的文字刺破回忆的迷雾，让我们学会拆解自己内心的纠结和矛盾、为记忆与现实的冲突祛火降温。她的平淡叙事让我们得以用更释然的心态触知时代、扎根生活、生发思想。
“我似乎发觉了某种共同的东西”“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历史不一样，但是我们在同一个世界上”……当埃尔诺初次来到中国、漫步于充满烟火气的街头巷尾，曾发出由衷亲切的感叹。自此她也越发坚信，不仅是在一个族群内，即便文化、历史源头不同，每个人来自生活的独特回忆都一定能相互传递、共享，成为民族的乃至世界的共同财富。
几十年过去，在“两个世界”和变动时代的轮番激荡下，安妮·埃尔诺坚持使用介乎“家庭与社会”“神话与历史”的文字，努力贯通着、凝练着自我与他者的记忆，不断寻求着外界的共鸣与回应。如今，我们可以从她平和与坚韧的语言中感觉到，曾一度在悠悠岁月中感到格格不入的安妮·埃尔诺，已经在许多“共同记忆”的分享与共鸣中，同她的读者一起“诗意地栖居”下来了。
陈之琪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