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和胆是人和脊椎动物体内所特有的消化器官，两种器官紧密相连，唇齿相依，共同维持着人体的新陈代谢和生命运动。“肝胆”何时作为一个独立的词汇出现在中国古汉语中，已不可考，但它在中国漫长的语言文字演变中所被赋予的象征和意义，在古今文学作品中不断出现，直到今天还一直为人们所引用，以表达和寄托人类的美好情感。今天，在现代汉语中，我们用来比喻双方以真诚的心相处用“肝胆相照”；比喻对人心地坦白，忠诚无私用“肝胆照人”；比喻人与人之间开诚相见，倾吐心里话用“披肝沥胆”；比喻人讲义气、重感情，舍己救人的高尚品格用“侠肝义胆”。这些诸如此类与肝胆有关的词汇无一例外地包涵着一种诠释人与人之间良好关系的动人诗话，承载着塑造高尚人格的完美理想，渗透着一股侠义凛凛的浩然正气，读之朴素，品之深长。
由此，我想起了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写的一副自勉联：“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在漫长的人生岁月里和严酷的斗争环境中，他始终以这句诗作为自己做人、做事的准则。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再仔细品味这句话的时候，发现它带给我们的意义和启示仍然是巨大而深远的，这其中所蕴含的思想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仍令人震撼，一如头顶上灿烂的星空和内心崇高的道德准则。正是这样的做人、做事，才成就了开国总理的伟人风范；正是这样的做人做事，方赢得了人民群众和国际友人的普遍赞誉；正是这样的做人做事，更为自己风云际会的一生赢得了生前身后名。这句诗中的“肝胆”二字可以说于义甚大，于词甚溥，于境甚邃。要想全面、准确地解析这句诗中“肝胆”的内涵，进而知道什么人才是有肝胆之人，我们就必须先了解清晚期著名思想家谭嗣同的一句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的肝胆之含义。当然，要想正确理解谭嗣同诗中“肝胆”一词的含义，我们就必须深入了解作者所生活的时代和诗歌创作的背景。
谭嗣同生活在清晚期，当时的中国国力衰败，国土任人宰割，天朝大国已入穷途末路。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受西方政治文化思潮的影响，开始觉醒。他们迫切希望通过政治体制上的改良来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谭嗣同就是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处在亡国灭种的深刻危机之中。一时民众沸腾，群情激奋，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运动，一个思想解放的浪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1898年，以光绪帝为首的维新派宣布实施百日维新，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对旧的体制进行改革，史称“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这场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最终以维新派的惨败和保守派的胜利而告终。这次革命失败的直接后果是光绪皇帝彻底丧失了权力，开始了漫长的“囚帝”生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举起了屠刀对维新人士进行血腥地杀戮，包括谭嗣同在内的“戊戌六君子”血溅菜市口。中国丧失了一次重要的变革图强、崛起振兴的机会，君主立宪的革命理想最终化为“乌托邦”，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应当说，以光绪帝为首的改革维新派是不幸的，但这种不幸不仅仅是个人之不幸，而且是国家之不幸，民族之不幸，国民之不幸。变法失败后，作为维新派重要代表人物的谭嗣同在危难之时没有像康有为和梁启超那样仓惶出逃海外，而是毅然决然地留了下来，与顽固派作坚决斗争，最终被捕，囚禁于狱中。正是在狱中，谭嗣同怀着一腔悲愤，怀着对祖国前途和人民未来的深深忧虑，写下了这首著名的《狱中题壁》，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可以说，这是一首绝命诗，是他在临刑前向人世的告别，向封建旧势力的声讨，也是他生死无惧、大义凛然精神的真实写照。这里所写的“肝胆”指的是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浩然之气，而这种浩然之气就如莽莽的昆仑山一样绵亘不绝、巍峨高耸、直贯云天。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境界呀！这样崇高的境界足以让山河失色，让日月无光！在牺牲的当天，面对刽子手的屠刀，谭嗣同振臂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他仰笑苍穹，慷慨激昂，所表现出的气节是多么的英勇和悲壮！在一部中国史上，如谭嗣同这样认真、忠实、献身于一种政治信仰者，实为罕见！他用自己34岁的生命张扬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在他的身上既有“自信人生二十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壮志豪情，又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博大胸襟，还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高风亮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