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1972年6月底，杜鹏程与夫人张文彬回故乡韩城来了。这不是什么荣归故里，而是在西安那“口诛笔伐”《保卫延安》的躁声中回故乡住闲的。7月2日，在县政府办公室工作的我，一听杜作家在县政府客房休息，便到对面客房拜望。他不象是受批判之人，照样谈笑风生、那么平易近人。这一夜我失眠了。第二天上午，我到肉食公司用肉票割了三斤猪肉，带上一部书稿，带上夜里构思的一首小诗，骑上自行车，来到苏村杜鹏程的家。杜鹏程和张文彬热情地接待了我，并一块吃了一顿可口的猪肉熬大米饭。在吃饭桌上，我将《寄语杜作家》的小诗从笔记本中抽出来，交给杜鹏程。杜老看着诗、又看看我，激动地热泪盈眶。这首小诗共两段、八句：
闻君故乡还，县府邀相见。
谈话逗众笑，热气满房间。
名书万代传，小人乱批判。
延安宝塔固，蜀道已通天。
杜老看完此诗，连说：“好，好！我要永久保存，留作纪念，咱们从今天起，算是忘年交了。你的笔名就叫吉春，把后边的‘盛’字简化掉吧。”说毕，将这首诗夹到他的笔记本中去了。
记得1982年5月24日上午在西安建国路71号作协杜老工作室，我请杜老对《司马迁演义》提斧正意见。杜老说：“《演义》我看了，有意思，我是一口气读完的。证明您下了功夫，比原来的《传记》要生动，文字也简练，司马迁太伟大了！您写了两万字，太单薄了。再搞长一点，能出书，字数再增加一倍，或者写十万字也可以。要把《演义》写成既是演义，又是历史知识性的读物。这就需要在正文之后搞个注释，一万多字注释也好。比如：司马迁的死因，根据是什么，翻了哪些书，都怎么说的；杨敞是华阴人，是个四平八稳的人，后来当了宰相，要注明；司马迁的妻子，姓名，芝川人，要注明是自己拟的名字，合理塑造的，旧社会女人没名字，韩城习惯孩子小小定婚；司马迁女儿聪明、美丽、很能干，她丈夫杨敞在大司农登门言废帝时不表态，而她申明大义，立即支持废立之举。《史记》能流传后世，她起作用，让儿子杨恽（念‘云’）保存《史记》、宣布《史记》。班固的《汉书》中录有《报长安书》草稿，能不是女儿保存提供的吗？刊布《史记》，司马迁女儿是后台，对杨恽教育的结果。她对父亲司马迁著书、受罪的情况和内因最清楚，司马迁妻子也最清楚。也可以说，没有司马迁的女儿、外孙，就没有《史记》问世，那就泯灭了！司马迁女儿应多写一些。外孙杨恽，也是个才华出众的人物，我读过他的文章，象李白那样豪爽，他对祖父司马迁很崇敬，听母亲讲的，冒死上书皇帝要求公布《史记》，了不起，当时是汉朝。司马迁小时候的故事，要注明是自己合理想象的。咱们韩城，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把风情、地理、历史等多介绍一点。司马迁太伟大了！不光中国，外国都极重视司马迁的东西，咱们没有的资料人家也可能有。史实一定要可靠。那些是自己的推断，还有高门、堡安等地的方位，东南西北，要写清，这既是演义，又是考证，使《演义》具有科学性、艺术性、知识性。注明己见有好处，相信后世文物会证实的。《孙子兵法》不是证实了吗？”
记得1982年9月24日晚8时许在西安作协后楼1单元2层杜老住室，杜老指点：“您可以将《演义》交给陕西人民出版社办的《绿原》刊物。您写个信，信上说明：《绿原》是陕西大型刊物，此稿较长，希望采用；《演义》初稿、修改稿均叫我看过两次。这样简单地写，再不多说什么。他们会找我的。”
记得1988年3月11日在107号院，杜老谈《司马迁演义》，答应作《序》。5月9日吉春领韩城参加全国《史记》会韩城代表到杜老家拜望。5月11日早吉春领妻雷英、儿向阳、女会琴见杜老，杜老让我全家坐省文联派的小车回韩，杜老却乘火车与全国史记会议专家教授到韩参观。当时，把我全家感动得热泪盈眶！
记得1991年8月11日上午在雍村14楼3层5室杜家，杜老又仔细看《序》草稿，小声唸开头：“《司马迁演义》这本历史小说，五易其稿，终于改好了。我以为，它比过去的一些传说故事更符合历史事实，更细腻、系统、生动，因而更具有很强的知识性、趣味性。这是我的“忘年交”吉春同志的又一部力作，实在是应当庆贺的！” 看完后沉思了一会说：“这儿加‘经过八九年努力’，《序》下不要名字，我在最后签个名。杜老又在作协信纸上主动为我题词：“艰苦努力，在学术上取得更大成绩。敬赠吉春同志，杜鹏程，一九九一年、八、十一”。谈话两个多小时，临别杜老让我给韩城司马迁大学捎两本杂志。这次会面，竟成永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