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入地不愿意为外来人口产生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需求投资。不仅如此，人口流入地的地方政府还片面地把人口流入作为城市病的原因，把对于随迁子女教育歧视作为阻碍外来人口流入的政策。
中国当前正出现一系列供给与需求在空间上不匹配的现象。一方面，在人口流入地，人口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大量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需求，而相应的供给却相对不足。特别是在特大城市，现有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往往是根据10多年前对现在的“人口规划”来投资的，而实际上的人口增长远远超过了多年前的预测。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因是就业与收入，体现了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面对由人口流动带来的需求，亟需加大对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资。
另一方面，在人口流出地，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新城和工业园建设已经出现过剩，房地产的库存严重，人口流出的农村地区有大量住房闲置。同样道理，人口流动是出于对就业和收入的追求，一个地方如果没有足够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空间，盲目加大投资或者是大量建设住房的结果就是，新增的投资回报低下，不能为相关的地方政府负债提供足够现金流。当前，中国已经出现人口流出地负债率（地方政府负债与本省GDP之比）更高的现象。类似的前车之鉴是，美国的底特律在失去汽车产业这一发展动力之后，当地政府希望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而留住人口，结果却是人口继续流出，大量投资没有足够回报，出现了政府债务危机，这一案例值得深思。
供给与需求在空间上不匹配的现象背后，有两点主要原因。现代经济的核心特点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模经济效应，它具体地体现在城市（尤其是在大城市）具有更强的投资的规模经济效应、劳动者和企业的专业化效应，以及劳动者自身经验积累和相互之间的学习效应。
正因为这样的规律，在全球范围内，人口向少数大都市为核心的都市圈集中的趋势仍然在进行之中，不仅发展中国家如此，在已经完成城市化进程的发达国家也是一样。如果不充分尊重人口流动背后的经济规律，那么，在人口流入地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规划将长期滞后于人口增长，而在人口流出地的过剩投资将埋下地方政府债务的隐患。
原因之二，现有体制之下，财政和公共服务提供体制不能适应人口跨地区迁移的趋势。从人口流出地的角度来看，大量低技能劳动力从乡镇转向城市、内陆转向沿海，成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供给。低技能劳动力在家乡接受的中小学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在其流入地产生回报，这使得人口流出地政府缺乏激励进行教育投入。而在劳动力流入地（特别是大城市），由于人口跨地区流动的经济规律未被理解，大量外来人口不被认为是本地发展所需要的，同时，我国的地方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资主体主要是地方政府，因此，人口流入地不愿意为外来人口产生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需求投资。不仅如此，人口流入地的地方政府还片面地把人口流入作为城市病的原因，把对于随迁子女教育歧视作为阻碍外来人口流入的政策。
我们的建议有四。第一，应加大对于人口流入地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对应于跨地区迁移人口的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应加强中央政府的投资；第二，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空间配置要与人口流动方向相一致。如果这一问题不得以改变，未来在人口流入地将持续存在高地价房价的现象，而在人口流出地，工业园、新城闲置的现象也将长期存在；第三，对于人口流出地政府的考核要更注重人均指标，而非总量指标；最后，对于人口流出地的过剩投资，包括新城、工业园和基础设施投资要进行清理，对于这些项目对应的地方政府债务应该予以适当的核销，并对相应地方政府未来的负债进行更为严格的限制。
来源：澎湃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