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英是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但她不是一位一般的受害者和幸存者，她是一位英烈的奇女子。
可骇的硝烟笼罩着南京城的上空，大部分的商人、城市居民和外国人都争先恐后地离开了这里。在南京最黑暗的时刻，有二十多位国际友人毅然留了下来。
以德国商人约翰·拉贝、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美国人刘易斯·斯迈思、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务主任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女士、基督教青年会南京分会教长费吴生为首的国际爱心人士伸出援手，建立一个以美国大使馆所在地和金陵大学等教会学校为中心的“南京安全区”，以保护流离失所四处逃难的人们。蒋介石感动之余支付了4万美元以支援安全区的建设。这个安全区域后来容纳了25-28万人，保障了大部分难民的生存。
幸存者汤正有言：“日军……赶我们到河中间。因为是冬天河里水不太多。只见河岸站了几十名端着枪的日本兵，我们被夹在当中。河里站着中国同胞有四五百人……”
上海战事之后，李秀英在上海的家被轰炸，她的丈夫陆浩然是川沙县政府的无线电技术员，不跟着国民党军队走不行，于是他只得把妻子送往南京父亲处暂住，忍痛告别已有身孕的妻子跟着118师上河南周家口去了。
李秀英和父亲躲进划为安全区的美国教会学校五台山小学的地下室里避难。地下室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没有照明设备，光线阴暗。男人住外面一间，女性住里面一屋，一日三餐供给稀饭土豆。她和20多名年纪不等的妇女一起挤在潮湿的地下室，白天不敢出去，也不敢出声，时刻悬着心。
自日军占领南京后，安全区内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学院各收容所不断发生女子被就拉走的事情。已怀有6个多月身孕的李秀英更是惴惴不安，一面担心自己与父亲的安全，一面思念丈夫，暗无天日的过。
当时李秀英躲在一位老婆婆的后面，身子正好靠在墙边。鬼子又要来抓李秀英，她情知不对，李秀英想：“我宁死也不能受侮辱，”她咬着牙一头撞向墙壁，右额鲜血直流，顿时昏倒在地上。鬼子丢下她就走了。
日本鬼子走后，父亲和乡亲们把她抬进地下室放在帆布床上。人们急切地呼唤，让李秀英苏醒了过来，她吃力地睁开眼睛。看到的是父亲那张熟悉的面孔上挂着泪珠。苏醒过后，李秀英额头上鼓出一个碗口大的肿块，头发上全是血。
李秀英因为剧烈的疼痛对敌人异常愤恨，经历了这场生死抉择后，她感到自己撞得头破血流不值得，应该和他们拼，拼死一个算他一个，也不算白死。想到这些，她好像放下了恐惧，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父亲：“万一我被鬼子杀了，你告诉我的丈夫和弟弟，我没有受辱，要他们为我报仇！”
就在这天，更大的厄运降临。到了下午，地下室的房子已经暗下来了，就听到外头，日本兵踩水泥地的脚步声，进来了三个，把男人们赶出地下室，两个把小孩一推，拽两个女的就往外头拖，女人就拽着门，拽着窗户叫，叫也不行，就往外头拖。
剩下一个日本鬼子看到了躺着的李秀英，李秀英因为上午刚受了伤，人晕乎乎地躺在帆布床上。这个鬼子走过来想要对李秀英动手，李秀英一团怒火涌上心头，强撑着失血过多的身体，怒目圆视。这时，她看到鬼子腰上挂着一把短刀，这种短刀以前她见叔叔挂过，带有鞘，一般不易拔出。李秀英比这个鬼子的个头高，抓住他的领子，趁他不备，李秀英很快打开锁扣，握住刀柄，想要抽出他的刀，与他拼命。
鬼子兵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年轻的中国姑娘竟如此顽强,还敢夺他的刺刀，一下子慌了手脚,便用手死死地按住李秀英的手腕，不让她拔出。李秀英用脚踢、头撞、牙咬，敌人被咬痛了，哇哇直叫，隔壁屋里两个鬼子闻声赶来，就用刺刀在她身上乱砍乱刺，像刺木头一样，已没了人样，李秀英做了赴死的决心，不再吝惜自己的性命。
她握刀柄的手始终不放松，将满口满口的血吐到日本兵身上。一位怀有身孕的女子毕竟不是三个野兽一般的日本鬼子的对手。李秀英清楚自己在这场搏斗中已是必死无疑，但是，也要叫侵略强盗尝尝中国人民的厉害。
于是，她拼命用两手卡住日军的脖子。她要在临死前，亲手消灭一个敌人。但是，就在她处于最有利的位置、死死按住敌人的时候，一个鬼子向她隆起的小腹猛刺一刀，刺刀刺透了棉袍和内衣。李秀英顿时松开了双手，眼前一黑，随即昏死过去，以后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了。凶狠的日军，又在她身上乱戳了一阵，方才悻悻而去。
李秀英的父亲，赶回来的时候，看着血肉模糊僵卧在血泊中的女儿，想到她一天两次受到如此的摧残，这个老实厚道的中年男子，泪流满面，心如刀绞……。他和邻人在五台山旁，草草地挖了一个土坑，拆下一扇门板，作担架，李秀英被抬上担架，身上蒙上了一床被单，父亲准备掩埋死去的女儿。
李秀英后来回忆这次生死经历时摇摇头：“的确死了，三十七刀哪！鬼子走后，父亲他们回来了，他好伤心，同邻居一起打算刨个坑埋了我，谁知冷风一吹，我惊醒了，哼了一声，我父亲说，啊！秀英还活着！……”
“秀英，秀英！秀英还活着！”她的耳里好像听到亲人的呼叫，便微微睁开眼睛，用非常细弱的声音对父亲说：“我没有死，我要活下去。”父亲又惊又喜，呼叫起来。
父亲设法将她送进鼓楼医院抢救，美国人威尔逊医生救治了她，帮她缝了伤口，他说“一共有37处伤”。此外，还有两名护士叫沈文俊和高安华也对她进行了护理。
第二天，李秀英的孩子没了，这个勇敢的女子，九死一生，经过了70多天的医治，总算保住了生命。不过，在她的肌体上，永久地留下了累累疤痕。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马吉牧师，用16毫米摄影机拍摄下李秀英身负重伤后住入鼓楼医院治疗现场的动态画面。
1938年的春节，李秀英是在医院度过的，整个南京城仍然在战争的阴影里，死去的人难以瞑目，活着的人身心伤痛，带着家破人亡的痛苦活着。在医院里，李秀英慢慢地能自理了，慢慢地能下床走动了，但时间一长，全身都会痛，所有的痛都往心脏袭来。
躺在病床上的日子里，李秀英的生活里只有牵挂和回忆。她不去回忆那段险象环生梦魇般的经历。能够冲淡她身心的不适感的事，就是想一想和丈夫在一起的短暂甜蜜的日子，他，现在人在哪里呢？
夫妻俩上海的房子已经被烧坏，南京父亲的房子也被炸倒。李秀英夫妇重逢以后四处找空房子住，房主一回来，他们就另找一处空屋搬去，这也是当时南京大多数难民的生存状态，都这样流浪、四处暂住，日本统治下，生活上更是吃尽了苦。他们先后在南京的沈举人巷、宰牛巷、科巷、香铺营、厚载巷等处临时居住过。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在南京解放路旧式民宅安定下来。
1937年到1945年，8年的时间，李秀英对鬼子的仇恨不能消减，身体的伤痛也严重影响生活。当抗战胜利的消息从电台、报纸铺天盖地地传来，李秀英的心灵像被幸福的电流击中一样，激动几个晚上睡不着觉。李秀英整天念叨着胜利了，身体的伤都减轻了一点半。那些日子，她经常走神。有时会忍不住一天问五六遍丈夫：“抗战真的胜利了？小日本真被打跑了？”陆浩然说：“真的，日本鬼子战败投降了。不信，你出去到大街上看看。”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李秀英后来生育9个子女，一生虽然清苦，也算平平安安，李秀英一直没有一份正式工作，家中只靠丈夫一人的工资收入，养育9个子女，她坚持让9个孩子都上学。生活非常艰，她帮鞋厂纳鞋底，给糖果厂剥花生等，挣少量的钱贴补家用。丈夫感于妻子的英勇行为，一辈子对她敬重有加。1987年李秀英的丈夫去世，她的子女们已经长大成家，老人家一个人过着孤清的晚年生活。
1998年，日本右翼作家在《南京大屠杀大疑问》中，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把李秀英说成是“假证人”。声称“南京事件”，不过是作为军队行动枪杀300人而已”。
血泪斑驳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李秀英，怎么也没料到自己亲历的这一切会被说成是假的。只要是稍稍有点良知的人，面对松村俊夫在书中表现出的那种颠倒黑白、强词夺理的所谓“疑问”，都会拍案而起。
如今，李秀英勇斗日本兽兵的事迹，展现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陈列室中，一再出现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各种影像资料之中，而且还被收录进了教科书。
李秀英的照片陈列在大屠杀纪念馆的展厅；上面记述着她的事迹，虽然是以大屠杀受害者的形象出现在展厅上，但是看到她的人心底就会油然生起对她的崇敬！她成为曾经生活在苦难与黑暗中的南京人民心目中的女英雄。她自尊自爱和难能可贵的勇气永远是南京妇女和南京人民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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