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斯庇尔，全名马克西米连·弗朗索瓦·马里·伊西多·德·罗伯斯庇尔，1758年5月6日出生于法国北部亚多亚省（今加来海峡省）阿拉斯。
他出生于一个律师世家，他爹、他爷爷、他曾爷爷都是律师，家境是很不错的。他爹弗朗索瓦·罗伯斯庇尔生了4个孩子，罗伯斯庇尔是长子。需要说明的是，他爹跟他妈是未婚先孕，因为罗伯斯庇尔在婚后四个月就出生了。
罗伯斯庇尔6岁时，罗伯斯庇尔的母亲产下一个死胎，9天后其母去世，他爹随后离家出走，再未回家。后来在罗伯斯庇尔19岁那年死于德国慕尼黑，死因不明。
因为母亲早逝、父亲出走，所以罗伯斯庇尔和他的一个弟弟、两个妹妹自小是由外祖母和姑妈抚养。
八岁那年，罗伯斯庇尔进入阿拉斯的一所中学读书，他的成绩很好。12岁那年，他考入了巴黎路易大帝高中，并获得了阿拉斯当地提供的奖学金。
到巴黎后，罗伯斯庇尔依然是勤奋好学，成绩优异。由于他的拉丁文掌握的十分娴熟，在他17岁那年，获得了一个向国王和王后献辞的机会。
之前说过，路易十六的拉丁文也很有造诣，1775年，路易十六和王后安托瓦内特在举行完登基典礼后路过学校，罗伯斯庇尔代表全校向国王背诵由院内教师写好的拉丁文诗篇。但是不巧的是，在他献辞前，突然天降大雨，校方就是否继续进行仪式踌躇不决，最终决定继续。这就导致罗伯斯庇尔献词较预定时间晚了很久，等到他上台时，国王和王后已经按照预定计划向前行走，并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孩子在大雨中背诵拉丁诗词。
这件事情是确实存在的，但是对年轻的罗伯斯庇尔造成了怎样的创伤就不得而知了。很多人据此推测，这件事情是罗伯斯庇尔反封建思想的源头，但是我认为很玄，要知道，那年他才17岁。
1780年，罗伯斯庇尔从巴黎大学法学院毕业；1781年，获得法学士学位。
取得从业资格后，罗伯斯庇尔返回故乡阿拉斯，开始成为一名职业律师。1782年，罗伯斯庇尔成为阿拉斯主教法庭五名法官之一。
当时卢梭的思想在法国广为流传，其中“平等与自由”对罗伯斯庇尔影响很深。虽然他是法国，但每当遇到不公正的案子，他经常主动为弱势方辩护，在当地群众中反响很大，口碑很好。
除了从事法律工作，罗伯斯庇尔还经常参加当地的一些学术交流会，认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人。
1789年，路易十六宣布召开三级会议，他积极活动，成功当选阿图瓦第三等级代表。但是客观来说，当时他还只是一个小人物，比起拉斐特侯爵、米拉波等一票大腕儿，他只是上千个会议代表中的普通一员。
三级会议开幕后，他一开始主张第三等级联合教士阶级，取得三级会议中的优势地位。他的这个观点至少说明他并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书呆子，他知道联合多数力量对付少数力量的道理，虽然这个联合者他可能非常厌恶。但当教士阶级拿出那一套救世救民的理念要求第三阶级妥协时，他又站出来公开指责教士们的奢侈生活。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之后的国王审判中他力主处死路易十六，但在国王出逃事件之前他对国王的态度是革命派中相对温和的。即便是国王出逃后，他虽然主张废黜路易十六，但是并不主张共和，而是主张再立君主实行君主立宪。在之前的各类演讲和报告中，他提及路易十六时都使用尊称。
在三级会议和后来的制宪议会无休止的讨论、演讲中，他的演讲水平迅速提高，在凡尔赛妇女运动中，他富有感染力的群众交谈话语使他在巴黎民众中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
1791年9月，罗伯斯庇尔提出了《自我否定原则》，并以身作则，作为原制宪会议成员的他主动退出新成立的立法会议选举。此举让他名声大噪，该项原则被之后的各国立法广泛引用。
1791年从12月，罗伯斯庇尔重返巴黎，代表雅各宾派左翼与吉伦特派领袖布里索展开了长达数月的激烈辩论，强烈反对布里索的扩张输出革命计划。
1792年8月，罗伯斯庇尔提出废黜国王。
1792年9月，罗伯斯庇尔作为得票最多的代表进入国民公会，领导雅各宾山岳派对抗吉伦特派。
1792年12月，罗伯斯庇尔发表了那篇著名《关于对路易十六量刑的意见》，强烈主张处死路易十六。
1793年5月，罗伯斯庇尔公开号召巴黎市民武装暴动，清除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派。
1793年7月，罗伯斯庇尔入选公共安全委员会，开始进入权力的中心。
通过以上内容你会发现，罗伯斯庇尔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左”、就“激进”的，在革命的初期，他是相当温和的。毕竟他只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知识青年，虽然有理想、有抱负，但是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他并没有十分清楚的政治立场。
然而，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罗伯斯庇尔逐渐成长，他清晰地发现，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最重要的是拥有自己的权力，独一无二的权力。
说完罗伯斯庇尔，就不得不说一下他同床异梦的战友，丹东。
乔治·雅克·丹东，1759年10月6日出生于法国东北部的阿尔西。比较有趣的是，他也是个律师。从少年时期，丹东就很活泼，没事儿经常调皮捣蛋，再加上他还得过天花，所以他的脸上布满痘印和疤痕。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自信，根据记载，他身形高大，性格外向，每次演讲都声音洪亮、自信十足，只要他在讲话，大厅内的分贝就持续增高。
他最早出场是作为哥德利埃俱乐部的主席，入选了国民制宪议会。这个俱乐部我前面说过，是个非常激进的政治派别，很民粹。在国王出逃之前，丹东就主张
的身形高大，他的性格活跃，他的五官鲜明，粗旷，和令人不快，他的声音可震撼大厅的穹顶以“人民本体”为中心组建国家，以“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座右铭，对王室十分敌视。
1791年6月，国王出逃事件后，他四处奔走，主张废黜国王，实行共和制。这让他得罪了当时的大名人和大红人，主张君主立宪的拉斐特侯爵。
为了彻底打垮君主立宪派，丹东在暗中四处奔走，在巴黎组织了大量的民众集会，最著名是战神广场集会。他用他富有感染力的演讲煽动民众攻击拉斐特侯爵指挥的国民卫队，导致军队开枪，最终演变为了流血事件，点燃巴黎民众对王室的愤怒。
客观而言，这种手段是很下作的。事后丹东也很后怕，害怕君主立宪派找他算账，还跑到英国躲了整整一个夏天。
1791年9月，根据罗伯斯庇尔的自我否定条例，作为国民制宪议会议员的丹东不能出现在新的立法议会中，丹东被迫去巴黎公社找了个职位。
在巴黎公社中，丹东的职位并不是很高，但是能量却很大。之前说过，以无套裤汉为主力的巴黎民众在8月10日攻入的杜伊勒里宫，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丹东策划了这次民众运动，但是，在运动结束后，丹东第二天就当上了新政府的司法部长，这要是说他跟民众暴动没关系，恐怕是说不过去的。
无套裤汉
1792年9月国民公会成立，作为法国实际的统治机构，丹东立刻辞去了司法部长，获得国民公会协商和审议程序重要的角色。
瓦尔密战役之前，反法联军进逼巴黎，吉伦特派主张迁都，丹东坚决反对，发表了“为了战胜敌人，我们必须勇敢、勇敢、再勇敢，法国一定会得救”的著名演说。
1793年1月，丹东是国民公会中为数不多的力主处死路易十六的人，在这一点上，他罗伯斯庇尔高度一致。路易十六命丧断头台后，他在国民公会演讲，“欧洲的国王们敢挑战我们吗？我们把国王的头颅掷给他们！”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看起来丹东与罗伯斯庇尔的观点很一致，但是，他俩的关系并不太好，他俩虽说算是盟友，而且还是山岳派的代表人物，但是他俩互相看不上，算是牛人相轻。
丹东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少数的意识到革命的力量源泉实质上来自广大基层民众的人，国民公会作为统治机构而存在并不是因为民主或者共和，而是来自于以“无套裤汉”为主力的巴黎民众。
1793年5月31日-6月2日，丹东再次策划了巴黎的无套裤汉暴动，推翻了吉伦特派的统治。丹东主张要建立一个强大、集权的中央政府，才能解决当前法国的各地的无政府状态。他主张授予公共安全委员会独裁的权力，这个独裁是指财政、军事、行政的全方位独裁。为了避嫌，作为公共安全委员会九大元老之一的丹东主动退出。
正是丹东的主张和主动退出，赋予了公共安全委员会强大的权力，让罗伯斯庇尔得以上位。但是政治势力这种东西，就像水田里拔藕，藕出而水进，一股势力消亡后，必然有另一股势力填充进去。
在立法议会中，君主立宪的势力是右派，被干掉；在早期的国民公会中，吉伦特派代表右翼势力，被推翻。虽然派别被干掉，但是这种势力不会消亡。而新的填补者，就是丹东。
比较有趣的一点是，法国大革命期间，议会中的少数派大都偏左，而执政派别通常偏右，但是一旦少数派别执政后，往往会成为“右”的代表，吉伦特派就是个典型。这说明什么呢？喊口号是很容易的，你可以毫无顾忌，喊打喊杀；做事情是很难的，因为你要学会妥协，学会让步，学会利益分配，不然事情是做不成的。
但是，罗伯斯庇尔改变了这个惯例，他是一个自始至终的左派人士，因为在他的主导下，一个新的革命阶段即将。
1793年9月5日至1794年7月28日这段时间，就是教科书中的“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法语的名称是“恐怖统治”，我将之命名为“罗伯斯庇尔残暴专政时期”。
1793年9月6日，山岳派主导的国民公会组建了新的公共安全委员会作为法国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机构，罗伯斯庇尔是实际的控制人。为了镇压当时各地的起义，法国各地纷纷成立了革命法庭，被赋予了广泛的权力。
不久之后，罗伯斯庇尔主导的国民公会发布了法国外交政策六点声明，第一条即为：国民公会，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声明，它坚定地意图以恐怖打击指向它的敌人和敌人的盟友，公正的对待人民。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左”的声明，因为当时法国内部一片混乱，外部四面受敌，应当实行缓和的外交的政策，而法国的声明无异于向所有君主国宣战。
9月9日，国民公会通过决议，“无套裤汉”正是被改编为准军事的武装力量“革命卫队”，并同时通过强迫农民交出政府需要的粮食的法令。
9月17日，国民公会通过嫌疑犯法令，授权各地革命法庭以定义模糊的“反自由罪”指控反革命分子，并可以对其进行判刑，包括死刑。
9月29日，国民公会通过扩大价格协定法案，以政府强制为从谷物和面包到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定价。
以上法令后果最严重的就是“嫌疑犯法令”，依据该法令，只要是行为、关系、语言和文字显露出支持暴政，就可以以叛国罪为名被逮捕。其后果就是法国所有监狱开始集体满员。
到1793年年底，巴黎的监狱囚犯数量从1417人增加到4525人。监狱里的各种囚室都严重超员，有很多囚犯连躺的地方都没有。
没地方怎么办？那就加快速度处决呗。
9月，处决15人；10月到次年1月，平均每月处决65人；1794年2月，处决116人；3月，处决155人；4月，处决354人。为了加快处决速度，1794年6月10日，国民公会又通过了法庭程序简化的法令，单月处决人数迅速上升到了4位数。
从1793年9月初到1794年7月底，11个月内巴黎共有2639人被判死刑，法国全国共有16594人被判死刑。除此之外，还有更多人未经法庭正式宣判而被杀害的。
这些形形色色的死刑犯，大多数是因为“有叛国嫌疑”，注意，是叛国嫌疑。具体是什么样的“叛国行为”呢？例如，之前咱两有矛盾，我又似乎记得你说过“现在还不如路易十六时代呢”类似的话，我就可以去革命法庭检举，法庭就可以根据检举人模糊的记忆定罪。
还有个真实的案件，一个律师因为嫌国内太乱，将他的两个儿子送到英国，每个月给他们汇去生活费。然后他被银行职员举报，经革命法庭核实，他确实向国外汇款，涉嫌资助敌国势力，于1794年 2月20日被处决。
最疯狂的时候，革命法庭就设在断头台旁，一天可以判决、处决上千人，到最后，因为上断头台挨个断头太麻烦，法国开始大规模普及枪决。
被革命法庭定罪的人群中，约8％为贵族，6％为神职人员，14％的中产阶层，72％为下层民众。他们或被怀疑囤积粮食，不交给国家；或被控逃避服兵役；或被控参与之前的叛乱。
1793年10月21日，国民公会颁布法律，将矛头指向了宗教体系。最初的运动只针对天主教，但是随着运动的愈演愈烈，最终包括了所有宗教形式。法国各地开始关闭教堂、大规模破坏宗教的遗迹、取缔宗教学校等等。一些地方为了表示破除宗教束缚的决心，逼迫教士和修女现场交合，还有更多的神职人员和修女遭到处决。
当然，罗伯斯庇尔也没忘记他的老对头，吉伦特派。
早在1793年7月28日，罗伯斯庇尔刚刚进入公共安全委员会，国民公会就发布命令，宣布21名吉伦特派代表为国家的敌人和叛徒。随后，在他专政时期，大批吉伦特派成员被送上断头台。有些并非吉伦特派但是却与其有联系的，也受到牵连，例如女权主义作家奥兰普·德古热，在搜查吉伦特派档案时发现了她曾写给吉伦特派议员信件，随后遭到逮捕和处决。
吉伦特派被铲除后，国民公会中山岳派一家独大。但是正如我之前所说，一旦谁主导，谁就容易偏右。虽然罗伯斯庇尔很左，但是山岳派中的很多人发现，统治国家和瞎嚷嚷是不一样的。一个相对温和的由山岳党中分离出来，丹东成为他们的领导者，开始充当国民公会的右派。
丹东初期确实是希望给予公共安全委员会中央集权政策，但是丹东的初衷是期望能有效地引导民众代表们的情绪趋向更加温和的立场。毕竟一民主，大家都瞎嚷嚷，所有的和谈、妥协、给叛乱者免罪都变得不可能，不如让权力集中些，让集权中心将注意力集中到法国的饥荒、通货膨胀，同时，他还主张与反法联盟和谈。
在雅各宾派专政后，丹东认识到恐怖政策被扩大化的危害，主张宽容、放松镇压，鼓吹“要爱惜人类的血”。
但是，罗伯斯庇尔却并不买账。他不是不想买，而是不能买。丹东现在只是个普通的公会议员，他并不执政，不需要执政基础，所以他可以温和，可以右。但是罗伯斯庇尔却是当权者，他当初的上任时的权力基础就是丹东和他一手鼓动的一股股无套裤汉为主体的底层市民运动。而无套裤汉之所以支持他们就是因为他的“左”的政策，他主张暴力手段实现全民平等，主张对叛乱强力镇压，主张对外不妥协，底层居民就是喜欢听这些，而一旦他温和了，他的下场会比被他送上断头台的吉伦特派议员更惨。
罗伯斯庇尔的这种情况叫作骑虎难下。所以，他试图在主张激进政策、要求扩大恐怖统治的埃贝尔派和温和的丹东派之间维持平衡。
但是，这是一种相当脆弱的平衡，因为他不管倒向哪一派，都没有好下场。他倒向丹东，会失去他统治的理论依据；他倒向埃贝尔派，法国继续这种恐怖统治，共和国就会走向灭亡。
既然如此，罗伯斯庇尔决定，采取一种最简单、最直接、最快速见效的方法，干掉两派。
1794年3月19日，埃贝尔派领袖雅克·勒内·埃贝尔和主张激进政策十九名埃贝尔派成员被逮捕，3月24日，这20人被送上断头台 。
3月30日，丹东、卡米尔·德穆兰和其他温和派成员突然被逮捕，第二天被移交革命法庭。丹东在革命法庭上慷慨陈词，表现强硬，国民公会担心他的这些演讲传扬出去会激起新一轮的民众运动，所以革命法庭以“一名囚犯表现出对正义尊重的欠缺，法庭可以公告宣判，立即执行”为由，丹东和他的其他十四个同伴被立即定罪，4月5日送上断头台。
客观而言，丹东确实是有问题的，在钱的方面，他很不干净。一封1791年3月米拉波写给丹东的信中提到过，丹东在之前已经收受了三万里弗的付款。他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任期内，曾力主与瑞典议和，为了达到目的，他主导向瑞典摄政王支付了四百万里弗的贿款，但是瑞典却未通过与法国的和平协议，而丹东从中私吞了相当一部分。此外，在早些时候，他还伪造过指券。
如果以上这些都是事实，似乎处死丹东也并不过分，虽然他算是革命开始以来的重要人物中为数不多的明白人。
1794年7月17日，一次处决将恐怖活动推向了终点。16名来自贡比涅的修女由于拒绝放弃宗教信仰，被革命法庭送上断头台。在处决当天，刑场旁边人山人海。16个妹子高声唱着“造物主圣神降临”的圣歌走上断头台，这一幕强烈触动了巴黎群众的情绪，不管是专制还是共和，这16个少女都不应该为了一句誓词而遭受如此酷刑。自此，罗伯斯庇尔的恐怖专政失去了群众基础。
其实自7月初开始，罗伯斯庇尔的权力就开始受到限制，他被要求停止参与公安委员会的工作。但是罗伯斯庇尔丝毫没有畏惧和退缩的意思，7月26日，他去国民公会发表了四小时带有恐吓意味的演讲，暗示将清算国民公会和公安委员会中的阴谋家和骗子。这让这两个机构中的所有人人人自危，他们认识到，如果这个疯子继续执政，所有委员、不论派别都将被干掉。
7月27日，罗伯斯庇尔的坚定盟友圣茹斯特在国民公会演讲，继续指出国民公会的部分议员有问题。现场议员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当即将圣茹斯特赶下台，然后现场通过了逮捕罗伯斯庇尔及其支持者的法令。
罗伯斯庇尔得到消息后，随即命令巴黎革命公社调集军队，准备武力解决国民公会。但是他的支持者中很多人反对，这让罗伯斯庇尔犹豫不决，迟迟未能下令。军队从下午集结到了深夜，却得不到指令，很多人认为罗伯斯庇尔已经垮台，到了深夜，军队自行解散。
当晚，国民公会宣布剥夺他的公民权，公会自行组织了卫队前往逮捕他。罗伯斯庇尔控制的公社卫队此时已经解散，罗伯斯庇尔和几个同党拘捕，与卫队发生了枪战，他的下巴被子弹击中，随后被逮捕。
罗伯斯庇尔中弹
逮捕后，国民公会临时组织了革命法庭，连夜开庭，经过不到半小时的审判，革命法庭宣布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党全部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7月28日，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和总共二十二名同党一起被送上断头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