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晚清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流传于世的《曾国藩日记》和《曾国藩家书》，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是许多人案头的必备书。
在很多人眼里，像曾国藩这样的高官，日常生活一定奢侈，家中的钱财肯定堆积如山。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和当时天下书生一样，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乃曾国藩毕生梦想。他出生在地主家庭，但在多年的寒窗苦读中，耗尽了家中的钱财。
金榜题名后拜客及收取礼金的习俗，混杂着中国传统社会中互助和致敬的意味。也许有人认为，曾国藩以拜客的方式筹措资本，是一种赤裸裸的索取。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仍属于正常行为。对此，晚年的曾国藩曾反思：“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
1840年初，曾国藩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来到北京。在翰林院经过类似今天的复考之后，才正式为官。中低等的京官，经济待遇特别低下，以至于被称为“穷翰林”。
在京城为官，各种应酬和宴饮层出不穷，而曾国藩便被包围在各种“规矩、礼数”中。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他都要给上级、长辈、亲友送礼。作为文人，他生性爱好交游。由于用在社交方面的时间太多，他在日记中曾作了严厉的自我批评：“宴饮非吾欣，十招九不起。”1843年，曾国藩对全年的社交花费进行了不完全的统计，共计90余两白银，这个数目，已经远远超过了一年的房租金。
曾国藩任京官之初的1843年，法定收入为129.95两白银，而赤字达到了478.51两白银，不得不举债度日，在京城的第一个春节，他找人借了50两白银才勉强过了个年。在今天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曾国藩是京城中众多官员中的一员，像他这样收支形成反差的官员并不在少数。有人可能质疑：后来，他在京城官做大了，俸禄应该更多了，收支情况是不是会有所好转？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官做得越大，排场也就越大，各种开销也就更多。曾国藩在京城最后官至礼部侍郎(二品)，收支情况也没有根本性的好转，离京时依然欠债，多年之后才得以还清。
曾国藩毕生虽推崇勤俭质朴，但内心深处又是冲突和矛盾的。在官场的这张大网中，他不能也无力做到特立独行。因为，一方面为了维持京官的威严和体面，他经常举债度日；另一方面，他不得不背叛良心和道德，接受灰色收入。我以为，封建等级社会的腐朽和没落造就了曾国藩复杂、矛盾的个性。人的定力、能力、理念虽然强大，但在扭曲的社会制度中有时也会不堪一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