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十年”这个概念最早由是驻华美军指挥官、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国民党的好朋友魏德迈提出的，他在一次演讲中提到：
“1927年至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之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其他方面，也多有进步的建制。”后被台湾史学界广泛应用，强行为党国找回一点面子。
客观地来说，这十年的中国确实取得了一些进步。政治方面，国民政府完成国家统一，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在政治上有了凝聚力。在法治上制定“六法全书”。
经济发展中开天辟地地收回关税主权、创建中央金融机构、白银外流后实施币制改革等措施，到1936年财政终于实现了正常运转。
十年间中国工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中国的近代工业化初现端倪。甚至上海也成长为了国际大都市。然而民国只有一个上海，却有无数的农村。
中国近代工业
国民政府十年间对农村的政策
民国建国伊始，国民政府发布《佃农保护法》规定“佃农缴纳租项不得超过所租地收获量百分之四十。”保护耕田人的利益。后又提出“复兴农村”口号，政府设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等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农业结构，国民政府高层担任领导。
帮扶农村经济，减免一些农产品税，对进口粮食加征关税；设立农业实验所指导农业生产，开办农业推广区等，兴修水利工程。进行技术改革，引进美国棉花种子。南京政府在扶持农业、保护佃农方面确实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但收效甚微。
无止境的天灾与国民政府的治理滞后
国民政府成立后，虽然经历过工业化进程，但中国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农业人口比例高达80%，主要以小农经济为主。
如此落后的经济形态，对天灾的抵抗能力几乎为零1928—1930西北华北大旱，赤地千里，到天气有所缓和时，灾民已经没有了种子，使得灾情愈演愈烈，十室九空，田野荒芜、死亡逃绝，易子而食均为当时真实写照，这场饥荒夺走500万人的生命。
1931年长江大洪水，淹在水里的土地达65，000平方英里土地，轻受灾也有5000平方英里，受灾总面积比英国全境还要大，横流浸淫、庐舍荡然，几百万人流亡各地。
人祸的积累终会降低抵抗天灾的能力，长期战乱，加上政府的不作为，水利设施不仅没有得到更新，反而毁坏了部分，使得旱灾无法引水抗旱，洪灾无法开闸泄洪，两大灾荒的接踵而至，使中国的农业经济遭到了巨大的打击。
人祸：“乡绅政治”并未根除
如果天灾使得中国农业经济遭到了巨大打击，那么人祸就使得农业经济走向崩溃。
民国初期，南京政府也想将国家权力竭力深入乡村和乡村基层行政化、官僚化。可当时的中国处在一个战乱不断，工业不发达的农业国家，没有能力维持庞大基层组织的能力，便只能折中。
南京政府选取地方乡绅，进行培训，学习“三民主义”然后让他们成为乡村的实际管理者。国民政府期望他们在转换意识形态后认同国民政府，共同朝推进国家现代化而努力。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乡绅靠压榨农民，维持自己富裕的生活，这种模式已经根深蒂固，国民政府想要通过短短的培训就让他们进行转变，根本不可能。培训完成后，对这些乡绅的唯一好处就是可以披着合法的外衣继续压榨农民。
所得钱财，再用来贿赂上级管理者。整个基层管理者均为一己之私，贪污腐败，无所不为。国民政府没有相应的制约手段，同时他们还要得到地方乡绅的支持，索性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民国时期的官员
闻钧天就曾说道：“所谓地方事业，不操之于官，即操之于绅；等而又下之，又操之于棍痞。生杀欺夺，民之所能自存者几希，民之所能自主者几希，民之所能以自致其治者亦几希矣。”
基层管理者贿上欺下，为的都是自身利益。连接国民政府与基层的桥梁被这些人把持，于是国民党政权进行社会整合、推动乡村政治经济改良的各种措施，均受制于这一阶层，有损于他们利益的改革之举均无法推行，再完善的政策设计也是无济于事。
农村受灾时，许多地区的农田被豪强收购，丰年佃户无地可种，又得借款用高价租回原来的田地耕种，可谓被剥削到了极致。
在这种情况下，说乡村的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下一点都不为过。
拿乌县来举例，1933-1934年期间，大地主（收租500石以上）占0.045%、中地主（200-500石）0.4%、小地（200石以下）占3%、富农（有余钱）占4％、中农（够吃喝）18.255%、贫农（不够吃且欠债）70%、手工工人3%、游民1%、雇农0.3%。
地方乡绅，豪强以及官僚的剥削，使得7成以上的农民生活在炼狱当中。
如果说租地还有地种，那么帝国主义无耻便堵死了最后的生路。
此时的中国，土地里种的不都是粮食，军阀为了烟土税逼迫农民种植罂粟。烟草、蚕丝等经济作物中国是原料供应地，没有定价权，被资本主义国家已近乎白拿的方式买走，加重农民的经济负担，资本主义市场大萧条的来临恰好遇到中国天灾。
1931年湖北棉田遭水灾后减产，只有1930年的37.4%，全国棉产量也下降了27.36%。而同年，美国为应对大萧条对华倾销廉价棉，使得国内的棉花市场遭到了巨大的冲击。
不仅是棉花，外国剩余的农产品皆向中国倾销而来，中国的农产品市场遭到了重创，打击了没有受到灾祸的地区。1931年农产品价格指数为100，到1936年已经变成了60。中国农民再遭重创。
国民政府时期的工业化
工业的发展及与农业的关系
许多学者认同“黄金十年”这个概念无非是工商业的发展，事实上也就是表面好看罢了。
国民政府对农业的重视远远没有对工业重视的程度高，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有点本末倒置了，中国对外没有殖民地，无法掠夺原材料，同时自身为殖民地，原材料还要外流，还不重视农业的发展，就使得看似发展的工商业成为无根之萍，根本没有抵抗风险的能力。
灾荒之下，农民歉收，购买力降低，政府横征暴敛，大量的小资产阶级纷纷破产。轻工业开始凋敝，1934年的上海，各部门的工业开工率及其地下，最高额为纺织业75%，最低的生丝业仅仅只有20%。
丝业工人变成无救的饿殍，丝厂沦为废墟。上海的工业尚且如此，全国各地的状况只会更差。
而重工业，十年里不仅没有发展，甚至出现了倒退现象，钢产量甚至不如晚清。这十年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破产，低价出售技术，设备的时间，奈何人不给力。
1927年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会议提案建设中央钢铁厂，蒋介石尤为重视，曾让宋子文等人负责此事，由于各方利益始终无法谈拢，各方前后推诿七年，连个钢厂的地基都没建成。
农业和工业的关系密不可分，农业为工业提供基本的发展保障，而工业成长后反哺农业，为农业制造生产工具，助力农业发展。可这十年，吸农业的血哺育轻工业，结果仍然发育不良，生产的产品均流向城市，无法反哺农村，使得农业的发展越来越滞后。
国民政府时期的工厂
“黄金十年”末期的通货膨胀，最后一根稻草。
在大萧条后期，美国为了转嫁国内危机，在1934年5月通过购银法案，提高银价大量采购白银。从1934年7月至10月中旬，仅3个半月时间，出口白云达2亿元之巨，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及原币制。
国民政府随即于1935年11月4日实施法币制度，将银本改变为外汇本位，以纸代银。初期的货币政策也是有些效果，一定程度上代替了白银的流通，然而后期，国民政府为了应对日益增加的军费，便大量印刷法币，法币发行量急剧上升，最大面额高达六十亿元。
法币
直接演化成世界罕见的恶性通货膨胀。间接掠夺了大量国民财富。农民手里的银不见了，手里的钱不值钱了，一捆六十亿的法币竟然买不到一斤米面，整个中国的经济彻底崩溃。对于此刻中国农民来说就是被笼罩在暗无天日的国家内。
中国乡村崩溃，中国上海却是远东第一大都市，舞厅内纸醉金迷，农村里饿殍遍野，我们不妨在看一下魏德迈提出的这一句话“1927年至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
没错这十年是英美、各国侨民以及“四大家族”的十年，他们生活在大都市内，他们生活奢靡。
但这不是中国农村的黄金十年，这十年农村崩溃，城乡畸形，这十年他们的苦难难以诉说，农村的这十年才是真实的“黄金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