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0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又一次到了北京，当面向毛主席问了一个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主席沉吟了一下，回答道：“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对于一生事业辉煌的主席而言，作出如此沉重的评价，可见那个历史节点的重要性。1935年9月，在川西北的荒原上，会师还不到三个月的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却走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刻。北上还是南下，不仅是一个战略方针选择的问题，也是决定十万红军生死存亡的问题，从历史的高度看，更是决定中国革命走向光明与黑暗的分野。
当时红军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中央和红军前敌指挥部率领右路军先行越过大草地，红军总司令部指挥的左路军却迟滞不前。掌握左路军的是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对于北上方针一直怀疑，索性靠着人多枪多推翻集体决议，转而又要南下，并强令右路军也掉头返回。对此，中央非常震惊，也坚决反对。然而，政治是需要实力说话的。中央红军兵不满两万，还被分成两部分，红四方面军则有八万余众，兵强马壮，谁的命令有效力，这是一个复杂艰难的问题。
此时，中央内部也面临着艰难抉择，带领红军走出困境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主席身上。他的判断很清楚，张国焘非要南下，反复争取无效，九牛也拉不回。右路军已经付出巨大代价越过八百里大草地，断无回头的理由。如果这支部队能坚持北上，那么就拥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一半部队，也是一支较强的战略力量，北上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把握就比较大。而张国焘左路军缺了红军的一半力量，即使南下也成不了多少事。可如果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掉头南下，剩下中央红军的一、三军团加军委机关不过万把人，且缺枪少弹，饥饿疲惫，无论北上还是南下，前途都实在堪优。
眼下能争取的最好可能，就是劝服前敌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同意带部队北上，那么未来还是有希望的。然而现实是残酷的。红军时期的领导原则是政委拥有最后决定权，前敌指挥部的最后决定权在政委陈昌浩手里，总指挥徐向前也只能服从。陈昌浩是莫斯科二十八个半出来的，在历史上同王明、博古中央有深厚的渊源，当年他和张国焘去鄂豫皖也是中央委派的。在眼下的重要时刻，陈昌浩要坚决服从中央指示，这本是无可置疑的。可是有句老话，现官不如现管，一旦发生利益固化，那么很可能就会丢掉初心，而陷落于现在的屁股。
陈昌浩到鄂豫皖后，协助张国焘掌握军政大权，发动残酷肃反清洗了大批本地领导人，从而实现了对红四方面军的绝对掌控。他与张国焘已经形成了比较牢固的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年从中央肩负的使命感，已经很遥远了。陈昌浩对于北上方针开始是赞同的，也多次规劝张国焘服从中央的决定。可是到了真刀真枪的摊牌关头，陈昌浩就毅然倒向了张国焘，选择了回头南下。
这时形势很明显，右路军指挥部决定部队南下，你中央跟不跟着，人家并没有把话说得太明白，但这压力却如泰山一般，只能自己掂量。最后关头，主席还是做了一把争取，说不动陈昌浩了，就找徐向前谈。总指挥如果能跟着中央走，也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正如徐帅自己在回忆录中所言，他认为两军都会合了，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果分成两半不好。这话虽然委婉但意思很清楚，一、四方面军不宜分开，四方面军自己也不要分开。都不分开了，陈政委又同意部队南下，他有最后决定权，等于右路军全体都要跟着南下。
事已至此，主席就啥也不说了，告辞而归。他与其他领导人商量了一下，作出了秘密带领中央红军单独北上的决定。中国革命的曙光，就此出现在了天边。未来三大红军主力陕北大会师的历史盛景，就由主席的大智大勇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