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古典籍《舜典》中载：“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篡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这里的“流、放、篡和殛”，分别代表中国上古的四类刑罚。而“共工、欢兜、三苗和鲧”，则分别代表当时四个部落首领。这四个刑罚的力度依次增加，以最后的“殛刑”最为严酷，殛刑就是死刑。尧帝登基前，鲧的势力最为强大，尧帝在象山附近和鲧进行了一场大战，这场战斗以鲧失败告终。尧帝俘虏鲧及其部族成员后，释放了鲧的所有部落成员，独留鲧在身旁。尧帝认为鲧在治理水灾方面有过人的才能，因而想要重用他。鲧不但不感激尧帝的不杀之恩，还准备伺机报复尧帝，最终计划失败，逃出尧帝部落，重新集结部队，想要对抗尧帝。尧帝在鹿山再一次击败了鲧，这一次他没有饶恕鲧，而是决定将鲧处死。当然，当时的殛刑没有现在的死刑这么人性化。行刑时，行刑者会将犯人押送到刑场，让其当众受尽折磨，再将其斩首示众，最终，鲧就是这么死的。
《舜典》中这则最早的刑罚记载，理所当然成为了后世王朝践行刑罚准则的一条红线，后世的刑罚虽万变而不离其宗，在刑罚的残酷和严厉程度上，极少超过《舜典》中的规定，但也极少比这些规定轻。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历朝历代帝王偶然会有心血来潮的时候，比如朱棣恢复的人殉制度就是如此。《舜典》中的刑罚记载，蕴含着一个中国古代刑罚思想的本源内核：能不杀的，尽量不杀。也就是说，对于所有囚徒，中国古代的刑罚思想中始终包含着仁的思想，只有在万不得已，非杀不可，或者不杀不足以平息愤怒的情况下，才会选择杀。除了这些情况，以及一些历史上嗜杀成性的人之外，能活命的，统统都让他们活命了。这种思想，经过世世代代的演变，也承袭了下来。
例如，东汉建安年间，已经被封为魏王的曹操在权倾朝野之后，遇见了一个他想除掉的人，毛玠。按照当时的魏国法律，汉臣如果违反法律，可以被从轻处罚。但毛玠在这件事上，却没有成为例外。毛玠因为曹操杀了崔琰而耿耿于怀，开始主动疏远曹操，曹操对此十分不满。后来，有人告发毛玠在私底下议论曹操，而且议论之语非常狠毒，曹操勃然大怒，立刻就要除掉毛玠，正是这时，曹操手下的人拿出《舜典》中的规矩提醒曹操，让他在这件事上尽可能遵循古人定下的规矩。曹操突然醒悟，他意识到不应该因为自己地位尊贵而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做只会失去天下人心，最终他暂时免去了毛玠的死刑，让毛玠回家禁足。
中国古代这种对于死刑的慎重态度，一直传承了下来，直到今天。现今《宪法》和《刑法》对于死刑判决的思想中，划分得非常详细，包含有许多维度。例如，同样是死刑判决，如果主观恶性不同，判决结果大相径庭。所谓主观恶性，是指犯罪者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其主观思想方面，在犯罪动机、犯罪经过、犯罪结果等的恶劣程度到底有多大。这些恶劣程度被非常精细而严密地区分开来。例如，在行凶致死案件中，一个经过长期、严密规划，花费大量精力、时间准备作案工具和踩点的犯罪者，在犯罪动机的主观恶性方面，显然远远超过一个因为突发事件而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而实施犯罪的人，或者一个因防卫过当而致死的人。
犯罪经过，也是如此。在主观恶性极强的犯罪者中，其犯罪经过往往异常残忍。这些人并非由于受到过度打击或惊吓而实施报复，也并非由于其报复对象有多么恶劣的前科，而是纯粹出于自己主观思想的无比邪恶而实施的犯罪。例如，在复旦大学投毒案中，林森浩的投毒让黄洋躺在重症监护室后，他有长达二十多天的时间来告诉医生，他到底下了什么毒，从而可以救活黄洋。但是他竟然始终没有在这个关键点上说一个字，最终，明明有许多获救机会的黄洋，硬是被活活熬死了。林森浩的闭口不言，正是充满极端主观恶性的表现。这种不惜一切代价，无论如何也要置人死地，而且要让被害人慢慢死掉的做法，拥有最恶劣的主观恶性。不难想象，这样一种在犯罪经过中表现出来的主观恶性程度，显然要远远超过一个因为过失或者意外而导致被害者死亡的凶手。
正是由于犯罪者在犯罪周期中的各个阶段都具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所以刑罚的适用性也多种多样。对于最为恶劣的罪犯，会直接剥夺政治权利终生，死刑立即执行。对于没有这么罪大恶极的罪犯，会剥夺政治权利终生，死刑缓期执行。死刑缓期年限，并非只有两年，也有缓期一年或者数月不等的，但缓期两年是绝大多数情况。对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也有一些人会误解为，是在两年后执行死刑。实际上，这个意思代表着罪犯拥有两年的自我改造和赎罪机会，如果两年内的表现达到了一定标准，两年后会改判，而改判的结果也会根据这两年的表现决定。不过，绝大多数改判者最终都被改判为无期徒刑，也有一部分被改判为十五年至二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而那些死不悔改、无可救药的罪犯，会在缓期结束后立即被执行死刑。
当然，这里的表现情况，拥有非常精准的定义，主要涉及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其中又以主观方面最为重要，客观方面相对次要。例如，在涉及缓期执行改判时的参考条例中，会对罪犯在缓期期间，多达上百个细则进行评判，评判以打分为主，最终分数会进行科学计算和加权求和。如果最终分数达到某个分数之上，就激活了改判条件，再根据具体分数和其它方面的考量，商讨具体的改判情况。相反，如果最终分数没有达到某个分数之上，就无法激活改判条件，结果就会维持原判，立即执行死刑。这些条目极其庞杂，例如，罪犯在缓期执行期间，其主观敌意的消长周期，就是一个重要维度。
犯罪心理学家认为，罪犯在缓期执行的过程中，其内心必定会发生各种变化，而主观敌意是一个非常核心和重要的维度，这个维度与罪犯是否会再次犯罪有高度正相关性。如果主观敌意减少，则罪犯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主观敌意减少越多，其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就会相应减少。但主观敌意的减少，并不是呈线性降低的，而是呈现周期性减少，在一个时期内会下降，之后又会上升，但其峰值达不到之前一个周期的峰值，之后会继续下降，但下降周期会比上一个周期更长，如此下去，主观敌意会逐渐减少，最终会稳定在一个安全范围之内。在打分过程中，这种主观敌意的减少被赋予了很高的权重，如果一个缓期执行的罪犯，在两年后，其主观敌意大大减少，那么他获得改判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
《刑法》精神之所以如此，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秉持和延续中国古代仁义礼智的根本思想，二是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对于被判处死刑的罪犯来说，由于他们的具体犯罪情况丰富多样，如果对他们进行一刀切的办法，势必会引发许多过于严厉的判决，甚至会引发冤假错案。这样做，一方面有失公平正义，另一方面，也是非常要紧的一点，会引发恐慌，非常不利于团结。在遵循中国古代仁义思想的同时，死刑缓期执行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选择。现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废除了死刑，但依然有许多国家保留了死刑。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民意。有时候，仅仅是提出要废除死刑，许多人就会表示反对，甚至在反对之前不进行任何深入了解和思考。
刑罚的根本目的之一，是杀一儆百，是通过一些极端手段，让那些有潜在犯罪可能性的人，及时停下他们的脚步，而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为了报复而报复”。“以眼还眼，将使全世界都看不见”，正是历史上无数的惩罚和报复，才导致了无数惨痛教训。死刑的保留，实际还是一种报复的体现，只是这种报复更加“文明化和程序化”了。对于一些死刑犯而言，他们的行为本身，一定是可恨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本身也是环境的受害者。贫穷与犯罪率，始终保持着高度正相关，如果不消灭贫穷，就不可能消灭滋生犯罪的土壤。这个土壤，就是环境，这些罪犯在这样的土壤中出生、成长，成天看着这些事情发生，耳濡目染之下，也就渐渐成为恶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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