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的影响，国家近年在整治学前教育“小学化”和科学推进幼小衔接上持续发力，双管齐下。随着国家政策的推进，家长对幼小衔接教育或许有了更科学的认识，在科学教育理念的引领下，减少了盲目从众的教育焦虑。
研究对象的影响，《2018年中国家长教育焦虑指数调查报告》的研究对象面向全国家长，而本研究调查对象为某省大班家长，研究结果可能受到研究取样差异的影响。
研究时间的影响，本调查于大班上学期进行，部分家长可能到大班下学期或甚至升学前的暑假才开始重视幼小衔接教育，而现在的重视程度较轻，焦虑程度也相对较轻。
四个分维度均分的高低排序结果表明，父母比较焦虑的是幼儿的生活准备和学习品质准备，较少担心幼儿的身心准备和升学择校，这与常秀芹的研究结果一致。
已有研究表明，一年级教师认为学生幼小衔接问题最突出的方面是生活自理能力和学习品质，说明家长的焦虑侧重方面关照到了现实存在的问题。
在幼儿的身心准备上，随着社会经济生活水平的不断发展，以及“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不仅幼儿园体育活动进一步发展，而且更多的家长也表现出对幼儿体育活动的兴趣与关注。
可见，家长一定程度能正视身心健康准备在幼小衔接中的重要性，但与生活准备、学习品质准备相比则其重视程度稍显不足，有研究也表明，家长对幼儿健康准备的重视程度是最低的。
在升学择校上，2020年广东省教育厅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指导意见》规范招生升学程序，实行公民办同招，努力破解“择校热”问题，给学位房“降温”等，这些措施或许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长的升学择校焦虑。
不同地区、幼儿性别、家长年龄、家长户籍、家庭子女数量、家庭结构的父母幼小衔接教育焦虑存在显著差异在不同地区上，本研究发现父母的幼小衔接教育焦虑及其各维度在不同地区中均存在显著性差异，粤东西北地区父母的幼小衔接教育焦虑及各维度均显著高于珠三角地区父母。
究其原因，珠三角地区经济实力雄厚，粤东西北地区经济相对欠发达，而教育与经济关系密切，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该地区的教育水平。
尽管在大力推进义务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但义务教育资源在地区之间的配置仍然是不均衡的，尤其在教育教学质量上的差距远未能消弭，经济发达地区对教育的投入普遍高于欠发达地区。
而家长的教育焦虑本质上来自对社会有限优质教育资源争夺的压力，这就大致解释了为什么粤东西北地区的父母幼小衔接教育焦虑显著高于珠三角地区。
在办园性质上，本研究发现父母的幼小衔接教育焦虑在幼儿园办园性质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与以往民办园小学化现象严重的研究结果相比，在推广普惠性幼儿园的背景下，一大批民办园转型普惠园，民办园保教质量有所改善，通过小学化现象治理，民办园家长的教育理念有所提升，因而焦虑程度得到缓解，与公办园家长的焦虑程度差异缩小。
在幼儿性别上，本研究发现父母对男孩的幼小衔接教育焦虑和学习品质准备焦虑显著高于女孩。
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社会性别刻板印象使得家长对男孩的教育要求更高；另一方面，有研究表明，男孩的入学适应情况比女孩差，这与男孩的发育成熟晚于女孩的生长规律有关，也可能与男孩比女孩生性更活泼好动有关。
在家长身份和主要教养人上，本研究发现父亲和母亲在幼小衔接教育焦虑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有研究也表明，父亲与母亲的入学准备观念并无显著差异。
一方面，可能是父亲与母亲在教育理念上较为一致。另一方面，本研究中父亲仅占总样本的15%，统计结果可能受样本量不均衡的影响而存在偏差。
在家长年龄上，本研究发现父母的焦虑水平随年龄的增长而逐渐降低，且35岁以下父母的焦虑水平显著高于35岁以上的。究其原因，可能是35岁以下的父母正处于事业上升期和二胎三胎育龄，经济压力与教育压力加大，教育焦虑感更强。
在城乡户籍上，农业户口的父母幼小衔接教育焦虑显著高于非农户口的父母，具体表现在升学择校焦虑上。家长户籍与幼儿升学择校有密切联系。本研究中有56%的农户父母的幼儿在城市地区幼儿园就读。
一方面，农户父母可能因为不了解城市地区招生政策而为孩子的升学择校感到迷茫、紧张；另一方面，希望孩子到城市地区升学的农户父母则会面临比较复杂的升学流程。
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入读公办小学需要符合积分制入学条件或政策性照顾条件，或持合法有效房屋租赁备案且租赁期限满足具体要求，才能由教育局统筹安排学位，否则只能报读民办小学。
但积分入学也不容易，是按积分由高到低竞争入学名额，如果落选了就只能报读民办小学。而热门民办小学需要摇号，如果摇号落选，则需参加民办小学后期的补录。
而民办小学学费普遍偏高。据南方都市报，2021年广州有287所民办小学对外招生，其中有113所小学需要摇号，这里面有29所学校一年学费达3万元以上。
可见，城市本地户籍生源入学方式相对简单，获得的学校资源也较好；而农户父母如果要送孩子到城市地区升学，流程复杂，会面临报读失败的风险，在升学择校上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由在家庭子女数量上，独生家庭父母的整体幼小衔接焦虑水平显著高于二孩家庭，具体表现在生活准备和升学择校方面。
究其原因，在生活准备上，独生家庭对孩子比较宠溺，甚至包办孩子的生活服务，因此独生子女的生活自理能力容易成为独生子女的性格特点和面临的突出问题，这更加引发家长对孩子入小学后生活自理能力的担心。
在升学择校上，独生家庭把教育期望都聚焦于独生子，他们第一次面临升学择校，更加期望能够给独生子争取到最好的教育机会。
因此，独生家庭在生活准备和升学择校上比二孩家庭的焦虑程度更高。在家庭结构上，主干家庭父母的整体焦虑水平显著高于核心家庭，具体表现在身心准备焦虑、生活准备焦虑、学习品质准备焦虑方面。
核心家庭由父母和子女两代组成，家庭关系简单，父母的教育理念与行为容易达成一致。主干家庭是由祖辈在内的三代人组成，因父母与祖辈的成长环境与教育理念差异，容易出现隔代教育问题。并且也有研究表明，核心家庭幼儿的入学准备得分高于主干家庭幼儿。
因此，主干家庭父母对孩子的教育焦虑更加严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显著负向预测幼小衔接教育焦虑本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负向影响父母的幼小衔接教育焦虑，且主要是受父母月总收入和父母学历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易正常焦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则更可能过度焦虑。形成这种影响主要有以下原因。
其一，经济资本的影响。经济资本是家庭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家庭压力模型和家庭投资模型，父母的经济资本优势能转化为教育投资，保障他们为孩子提供物质条件充足的成长环境和构筑丰富的教育资源网络。
国内外研究均表明，相对于经济困难家庭，那些经济收入中上家庭的儿童校外消费更多，高收入父母的孩子对校外组织活动的参与远远高于那些父母收入较低的同龄人。再者，即使高经济资本父母感到教育此不难理解农户父母在升学择校上的焦虑了。
焦虑，他们也能利用教育经济投资来化解这一焦虑，为孩子的教育保驾护航。相比之下，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他们同样非常关注孩子的学习与成长，部分家庭也希望孩子能参加更多有组织的活动。
但经济资本有限，较多投资于家庭的迫切需求，对儿童教育的经济投资较少。家庭经济压力使父母的生活压力和心理压力大，由此比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感到更加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