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逐鹿，豪杰并起。
各路诸侯纷纷招兵买马，招揽人才。一代枭雄曹操更是赋诗《短歌行》一首，用“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表达了自己求才若渴，希望人心归附的热烈期盼。
曹操赋诗《短歌行》
赤壁之战后，深感人才紧缺的曹操从建安十五年开始，八年间连下三道《求贤令》。一时间在曹操的周围，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谋臣似雨，猛将如云。
可曹操未曾想到的是，在他身后三十年，他虚心接纳、诚邀而至的群贤们就帮助司马氏一族篡夺了曹魏的江山社稷。
曹操自己可能想不到，也不会承认，这一切，与他自己颁布的“求贤令”竟然如此的密不可分。
曹操发布三道求贤令，广求天下人才
一、曹操的三道《求贤令》
魏、蜀、吴，三国鼎立形势图
联想到首席谋士郭嘉不在，痛惜的曹操不禁仰天长叹：“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为了实现统一天下的远大理想，招纳更多“才策谋略，世之奇士”，有感于曹魏阵营里的人才危机，曹操以迫切的心情，发布了“唯才是举”的《求贤令》。
这样的《求贤令》，一共发布了三次：
01
建安十五年（210年），曹操第一次颁发《求贤令》。曹操说：
“自古以来开国和中兴的君主，哪个不是得到贤德的能人和他一起治理国家的呢？在他们得到人才的时候，往往不出里巷，难道是偶然的际遇吗？是上边的人寻求发现的呀。”
曹操特别说道：
“难道没有像陈平那样‘盗嫂受金’，却又很有才能，只是还未被我们了解的人吗？”
曹操明确要求手下们帮助他发现那些出身低微或德行不够廉洁，埋没在下层但是又很有才能的人，举荐出来加以任用，这是曹操第一次明确提出“唯才是举”。
曹操影视剧形象
02
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发布《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从这道命令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曹操的意思：官员们选取士人，不能因为有短处、有瑕疵就弃之不用。曹操说：
“不能说陈平的品德好，也不能说苏秦守信用。但陈平能协助汉高祖夺取天下，苏秦能救助弱小的燕国。”
曹操笃信这样一个道理，即使“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但只要这个人有才华，有没有品德缺陷我也不管，我也会重用。
03
建安十八年（217年），曹操又发布了《举贤勿拘品行令》，这道命令的名字已经直白的不能再直白了：
最后，曹操明明白白告诉群臣众将和天下人：
“能胜任将军、郡守，却背上坏名声，遭人鄙夷的；或者是不仁不孝却掌握治国用兵大道理的人，都推荐上来，不要有遗漏！”
曹魏古城许昌
二、颁布《求贤令》的积极意义
三道《求贤令》，充分体现了曹操的人才观念：唯才是举、道德不论。正如他的一句诗“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一样，曹操关注的是人才的“里子”。
这种取才风格，以当时的时代背景看来，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与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纷纷招贤纳士、鼓励士人学子踊跃献策，使国家富足强大起来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当时那种战乱的年代里，“德才兼备”是对人才的一种苛求。这种情况下，空谈道德无疑是不可行的。
（一）形成了“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的人才氛围
根据“唯才是举”的理念，曹操专门设立了选用人才的机构，设置东曹主管二千石（部长级）以下官员的任免，设置西曹主管丞相府内官员的任免事宜。
《三国志•魏书》中出现的曹操智囊团队成员，姓名可考至少有八九十人，他们是分几批加入曹魏的帐下。曹操重要的谋臣和核心团队，在发布《求贤令》之前多已成型。《求贤令》发布之后，中下级官吏和小知识分子却趋之若鹜。
曹操因人而异，量才使用，对投靠的人才，能做到智者采其智，武将任其勇，文职尽其能。
仅从拥有的文臣武将数量上来看，汉末三国时代，是没有人能比得上曹操猛将如云、谋臣如雨这种气势的！
曹操帐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
（二）打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观念
曹操推行《求贤令》，除了引进人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打破门第观念。
东汉时期，正是世家大族的形成时期，袁绍的袁氏家族是“四世三公”的豪门，曹氏谋臣当中的荀氏、司马氏也都是世族大家，在江东和刘备集团都有族人的诸葛氏也是世族。甚至连卖草鞋的刘备，也有一顶汉室宗亲的帽子。
这些名门贵族，在朝廷和地方根深蒂固，把持着上上下下的重要职位。
世族大家生活图
曹操出身很差，他的父亲是宦官的养子，这种家世背景为当时的世族所不屑。曹操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就一定要改变这些门第观念，树立自己的权威。
曹操发布《求贤令》，此举等于间接否定了士族对官职的垄断，一定程度上也是给寒门子弟提供了上升空间，还极大的削弱和限制了士族的实力，不得不说是一举两得。
人们能接受寒门子弟当官，慢慢的就能接受“曹魏代汉”、“魏晋禅让”，天下“有德者居之”就被“有能者居之”偷换了概念。
220年，汉献帝禅让帝位给曹丕。
三、《求贤令》的副作用以及对曹魏政权的反噬
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只要有才就行，德可以不问，甚至“不仁不孝”也不要紧，慢慢对曹魏官场风气产生了冲击，《求贤令》的种种弊端甚至间接造成了曹魏政权的倾覆。
司马氏代曹魏，经历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与司马炎祖孙三代四人，关键点在于公元249年的“高平陵事变”，司马懿趁着少帝曹芳和曹爽兄弟出城之际，发动政变，从此，司马氏实质上控制了北方的政权。直到265年，曹魏末帝曹奂将帝位禅让给了司马炎，建立西晋。
晋武帝司马炎
这种几乎清一色的一边倒，除了重臣对曹氏施政行为的不满、司马氏家族苦心经营笼络人心外，我们再来观察一下魏晋嬗代之际，《求贤令》“唯才是举”的负面效果。
（一）“人才”的政治站队
司马氏篡位成功，身边有很多帮手，其中有一位重要人物陈骞。
曹操的重要谋士陈矫
但是曹操爱才，为了帮助陈矫平息舆论，专门下了一条教令，说这类事情要既往不咎，不许再拿出来说事了。曹操肯定没想到，他全力爱护的人才陈矫，到他儿子陈骞，就积极地投奔到司马氏阵营当中去了。
这样的人物远不止一个，钟繇的儿子钟会，贾逵的儿子贾充，都投靠了司马氏，贾充还帮助司马昭刺杀了皇帝曹髦。
（二）司马光的“德才”论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一开篇就讨论了一个重要问题，“用人以才”还是“用人以德”。
司马光根据赵魏韩灭智氏和三家分晋的历史教训，得出了“用人以德”的结论。他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对于有品德的人来说，拥有才华就更好了，才华可以帮助把事情做的更好。
但如果要么只有庸才愚人、要么只有有才无德的小人，到底选择谁？
很多人可能会想，与其选择庸人蠢人不如选择小人，起码可以把事情办了。但司马光恰恰驳斥了这种说法：“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
这就是说选用小人，是他制住你。而选庸人，底线是你可以制住他。
（三）透过《求贤令》再谈“德”与“才”
在“德”与“才”中，忠诚属于哪个范畴?当然是属于品德。
《求贤令》长期以来，片面强调“唯才是举”，不重品德，那么在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凭什么又要求这些被“唯才是举”推出来的人表现出忠诚来呢?
司马光强调“德”的重要性在“才”之前，讲的是“经”，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从长时段的角度看始终有效的问题。
而曹操的“唯才是举”，其实只是一个临时的策略，是针对当时天下大乱、人才匮乏的特殊情况，所以它是“权”，也就是一种机变。
曹操自己也说，当今天下未定之际，要广求贤才，“唯才是举”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历史契机。权宜之计再成功，也只是权宜之计。
不能够把某一个具体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当作一个固定不变的基本法则来推崇，因此也就不能简单地用曹操一段时期内的成功经验来否定“以德为先”的观念。
要长时期维护政权的稳定，想要拥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环境，仅仅靠才华就可以了吗?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真实答案是恰恰相反的，“德”重于“才”，所以直到今天我们都在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乍一看，曹魏阵营人才济济，觉得“唯才是举”很成功。但一旦拉长历史眼光来看问题，结论就会不一样了。
透过“高平陵事变”、魏晋禅代，可以看到这些有能力有本事的人，或是他们自己，或是他们的二代，几乎很少有给曹魏做忠臣的。这就是“唯才是举”的负面效应，也是曹操和曹魏政权的悲剧。
魏武帝 曹操